步變化，士族但居高位，享虛榮，難得再有實權了。就士族地位和皇權狀況言之，孝武帝一朝伸張皇權，正是由東晉門閥政治向劉宋皇權政治的過渡。
前已述及，孝武帝伸張司馬氏的皇權，主要依靠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司馬道子錄尚書事，以相權輔佐皇權。孝武皇后為太原王氏王蘊之女，王蘊及其親屬自然支援孝武帝。會稽王妃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國寶的從妹，王坦之的後人自然支援會稽王司馬道子。太原王氏的這兩部分，即王蘊父子和王國寶兄弟，均以皇室姻親而成為東晉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權勢分別來自皇權和相權，分別從屬於皇權和相權，也就是說，他們都從屬於司馬皇室，與前此居位的某幾家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於是我們看到，以司馬道子的相權輔佐孝武帝的皇權，加上主、相的分屬太原王氏兩支的後黨、妃黨的助力，東晉朝廷出現了一種不同於門閥政治的政治格局。這種政治格局基本上與漢、晉以來以宗室、外戚輔佐皇帝、駕馭朝廷的格局相同，只不過有以太原王氏為代表計程車族權宜維繫於其間，還保留著門閥政治的痕跡。東晉政權在孝武帝時，如果不是司馬皇室與諸家士族同樣腐朽不堪的話，是有可能結束士族凌駕皇權這種門閥政治的格局，而回歸於**皇權的古老傳統的。
二，肥水戰後東晉朝廷的政治矛盾
1．主相相持而孕育糾紛，淝水戰後逐漸顯露。
孝武帝與司馬道子，都是簡文帝宮人李氏所生。簡文諸子或夭或廢，諸姬絕育將近十年。孝武帝及道子的誕生，《晉書》卷三一《孝武文李太后傳》言之甚詳；先於此者，《異苑》、《幽明錄》、《太平經》以及《真誥》皆有說，雖涉神異，亦見傳聞之廣。孝武帝及司馬道子既是親兄弟，又同具有誕育於天師道的環境中、後來又皆兼信佛教的宗教背景。孝武帝近親中，父輩皆死，兄弟輩只餘道子一人。所以孝武帝引道子握相權以為輔佐，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後主相之間出現矛盾，后妃族黨及僧尼之屬又撥弄其間，但有太后周旋制約，終於使孝武帝不廢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終太元之世，孝武帝與道子始終維持著雖相依維、復有矛盾的關係，這種關係，正是時局雖然紛壇坦迄無內戰的原因之一。
時局紛紜的另一原因，是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蘊之子王恭以及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國寶等，分別支援主方和相方，簸揚其間。而太原王氏正是此時居於鼎盛地位計程車族。《宋書》卷三一《五行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土中，名曰鬥族。后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史家但知太原王氏兩支中王恭、王國寶相攻擊事，而未嘗究及二王背後尚有後妃，后妃背後尚有主相，糾紛盤根錯節，既複雜又深遠也。
孝武帝納王蘊之女為後，在寧康三年，孝武年十四。納後之事，得到當時主政的兩大家族的代表桓衝及謝安的支援，無疑具有政治婚姻的意義。《晉書》卷三一《孝武定王皇后傳》謂孝武將納後，訪於公卿，謝安謂人曰：“若帝納後，有父者唯蔭望如王蘊乃可。”《太平御覽》卷二四三引《晉中興書》亦謂謝安之言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至於桓氏意見，《孝武定王皇后傳》引桓衝等為孝武納王皇后事奏曰：“盛德之胄，美善先積，……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云云，“於是帝始納焉”。皇帝納後而諮之於多家當權士族，經一致推舉，始成婚姻，這在東晉是僅見的。謝安、桓衝等一致舉以應選的是太原王氏，這自然是估量了當時各士族門戶勢力的結果。至於謝安明確地舉以為國婚的並不是太原王氏炙手可熱的王坦之之後，而是王蘊之後，這似乎有令人深入思考的餘地。
太原王氏兩支，均有國婚記錄：王述從妹為簡文帝皇后，王蘊姊妹為哀帝皇后。王述子王坦之於簡文、孝武之際有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