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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是欲行當年王相的‘吏士合一’之制，藉以減官減員同時進行？”李綱反應很快，立刻想到了。
神宗年間，針對吏員過多曾經進行過剪裁，用王安石自己的話說就是‘吏祿足則政事舉，政事舉則所收放散之利也必不少’為此他提出了‘吏士合一’的主張，實行免疫法，讓商戶出錢增加吏祿，另一方面同時實行倉法，即重罰貪贓枉法之吏。
後將此經驗推廣到京百司及地方機構，贓款百文即可問罪，十貫就刺配沙門島，不僅如此，還鼓勵人們檢舉揭發，給予百貫重賞。只可惜，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的做法隨著變法失敗而半途而廢，本來有所改觀的吏治又恢復到了原來的**面貌，
“不錯，吏員薪俸微薄，轉職極難，若能從中選拔人才為官，也可使他們安心辦事，還可減少開支，豈不是一舉兩得之事！”趙檉點頭道。雖然宋代吏人有出職入仕的規定，可能獲得一官半職的畢竟是少數，即便獲此殊榮，起碼也要熬上二三十年，所以這些人不得不另尋‘出路’。
“如今吏強官弱，陛下是想借此改變朝中和地方的格局，推動減冗之事，並換掉那些辦事不利的官員，但是吏胥名聲太惡，只怕做出有損官聲的事情！”李綱點頭又搖頭道，這事情太大，這種啟用吏胥的事情在太祖時期就從用過，曾言：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則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事在人為，開國之初，大宋上下政治清明，官吏皆能安心其事，便是由於注重整飭吏治，勤於督促，監司監察職能執行較好。慶曆新政時期，加強監司對州縣官的按察，為整飭吏治措施之一，使得‘老耆昏昧之人望風知懼，一時致仕者見多，州縣吏治有所澄清’，一切還在有為者擅用國法。”趙檉言道。
趙檉也知不止是宋，史籍中便滿是奸胥猾吏的記載，可客觀的講，不能只看到其百般行弊的一面，還應該注意到他們在整個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實上宋代官員實行官、職、差遣分離的政策，造成官無久任、人無專責及政務不精的後果，他們大多不習法令，更鮮知舊例典故，薄書錢穀也非所長，均需依賴於對成案慣例的吏人。
但也有吏胥抓住官員不能久任的機會，並趁其不精政務而從中作弊，他們之間相互勾結，行奸滋事，給社會帶來危害。即使是賢明之官，也難以防備，吏強官弱的現象仍有增無減。
其次在行政事務中，一些精明強幹的吏人在得到官員信任的情況下其能力亦可充分發揮，除委事以吏外，也讓其參政議政，問以機宜，表明吏胥中不乏賢才。因此，吏胥階層在社會政治中的一般職能來說，他與整個官員隊伍一樣起著管理實施國家政務的作用。此外，吏胥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央集權下，又成為制約官員的重要武器。
而吏強官弱，並非是吏胥的地位較之以前有多大改變，而是作為具有統治功能的一個政治階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較之以前更加突出，當然這個作用是針對於特定的社會而言，既有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統治的一面，也有危害社會與瓦解統治的一面。
“臣知會了！”李綱點頭道，官家此舉正是打破朝中僵局的利器，兩廂相爭，得利最大的是官家，其次便是自己，那麼自己的地位就將更加穩固。至於擔心吏胥作亂，而眾所周知，好的制度如能很好地執行，吏治定能清明，如不能很好地執行，必帶來吏治的**，而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