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孤，我明白廣東人的勢力所以遠被的緣故，我祝頌廣東能成為將來的文化中心。”信中，顧頡剛對自己離開廣東另擇燕大作了誠摯的解釋：“這個學校固然是教會立的，但因設在北平，吸著文化中心的空氣，故思想比較自由。他們與哈佛大學合辦的國學研究所，經費更為穩固。又有前輩先生主持，用不著我去擔負事務的責任。”【42】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後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再為傅氏驅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再度暴跳起來，並寫信挖苦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閱信後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43】
顧頡剛出走後，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羅人才，並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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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後隱秘（1）
當傅斯年敏銳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時候，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已跳湖自盡，梁啟超的生命之燈即將熄滅，趙元任正張羅著出國講學，只有陳寅恪獨木苦撐，研究院已成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之勢。
1925年6月15日，清華校長曹雲祥正式宣佈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士生，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幹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仁稱讚，向來木訥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謂，正合他早年關於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44】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後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於九霄雲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園的官僚與管理服務人員多於教授幾倍的混亂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其教育質量與人才的培養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許這也就是大師之後再無大師的根本原因吧。
關於清華園橫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後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回憶道：“上次劉壽民先生來還笑我說四大教授的名稱，但是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如此說，而校長曹雲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劉先生或忘了，或沒聽見過，其實正式的名稱是四位導師，其餘的都是講師或助教……”【45】楊氏的回憶應當是可信的，她所說的張，即張仲述，也就是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四大”的名稱當是清華校內高層首先撥出，爾後逐漸為社會所接納預設的。
不過，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後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儘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陳寅恪放洋十六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