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辣的玩藝兒，隨便什麼玩藝兒，越辣越好。”
我說：“這兒有個香辣雞翅。”我把臉轉向理查：“要和我們一塊吃晚飯嗎？”你知道我半點邀請你的意思都沒有。
“不，謝謝。很羨慕你們，能常常去音樂會。”理查說，“你們是在音樂會上認識的？”
“不是。”你知道我們沒那麼高雅。“我們不是在音樂會上認識的。你要不要看看選單？”你明白就好：我的確在攆你走。
便衣福茨像是突然想起一樁急事，果斷地站起身：“我得先走一步了。”他轉向里昂：“改天來欣賞你的歌劇。”
里昂無所謂地笑一下。多一個人或少一個人對他的音樂買賬，他絕對無所謂。我看著他倆握手，心想里昂要問理查和我的關係，我該說什麼。但里昂什麼也不問。便衣福茨走了之後，他馬上坐回去，端起選單認真讀著。似乎剛才是個陌生人向他問路。
我們要了兩個菜，加上稅和小費，共十六塊九角。我拿出三塊九角，在賬單上寫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幣拿回，換成一元鈔票，如果里昂問我付這點錢是什麼名堂，我會把失業的事告訴他。但他一個字也不問。出門後他淡淡道了聲謝，告訴我他已很久沒吃這麼飽了。
離他的排練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沿街某家燈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樂，是慢搖滾，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覺打擊樂在人的內臟深處震盪。我們走過它的門口，正好有人剛進去，我看見裡面滿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夠嗆吧？里昂忽然問我。
天是夠冷的。我紅著鼻子對他笑笑。
給你。他塞給我兩隻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帶一絲潮意的溫熱所包裹。里昂單薄的體溫這樣直接進人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個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膠膠帶。膠帶在寒冷中變得極硬；我無意中以它去撩頭髮，感到它像刀鋒一樣在我臉上刮過。
這是王阿花乾的。他說。
我怔了怔：什麼？
用膠帶補手套。他說：王阿花用膠帶補牛仔褲，補所有的東西。
我看一眼裡昂。他的日子裡有許多東西要補：該補些營養，該補些暖和……
他又說：我當時說，肯定補不牢的。可是，已經兩年多了。
我感覺到他臉上細膩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離開他，投奔海青之前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
這時我們走到一個“自覺付費”停車場。里昂的車停在裡面。一輛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發動它鋪天蓋地的轟鳴如同“攻克柏林”。車裡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邊座位上，見面前小平臺上有個小鏡子。我拿起鏡子，又想，我這是幹什麼？趕緊把它擱回去。這個動作讓里昂看見了。
你想我這個車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著他。
鏡子是王阿花的。他說，車上不少東西都是她的。一直想湊到一塊給她送去。一直也沒送。
他沒說什麼原因“一直沒送”。他非常會避開事情重要的地方。車駛出停車場。出口左側有個豎著的木箱，高度恰抵車窗，上面有個橫開的小口子，比郵箱上的投遞口小几倍。按說該往裡面扔兩塊錢。里昂根本對收款箱沒有知覺。他對許多規範生活環節都沒有知覺。車發出坦克的聲響，在出口處兇狠地低吼，隨時要衝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著勁，眉心被兩條濃重的眉毛擠窄了。他不斷扭頭看著馬路上過往的車，他臉上的表情像說這些駕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們惹他反感和蔑視：這個龐大而愚蠢的中產階級，好像真有什麼有趣的事等著他們，值當這樣行色匆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