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主要講究一個真，講究一個準，我們要秉持著負責任的態度，將最真最準的紀年頒佈出去，這是要傳於後世且有著非常重大意義的，不能以你們個人的好惡作為準則。
我說過，紀年的同時，需要有非常明確的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來作為補充和作證，讓全體國民都能清晰明白的瞭解那一年發生了什麼，對於整個華夏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修史，為的是明古今，明得失，還要讓人們知道今夕何年，他們活在什麼時候，讓他們有一種真真實實活著的感覺，而不是稀裡糊塗的一輩子就過去了。”
蘇詠霖訓斥了爭論不休的史官們，然後親自拍板做出決定，以目前所能確定的最早的確切紀年——西周共和元年作為華夏紀年元年，以此作為錨點，向後展開，記錄歷史，梳理年份。
這一決定遭到了不少國史司史官的不認同。
他們覺得若是以共和元年作為華夏元年，豈不是等於否認共和元年之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發生的國人暴動固然是很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是在此之前的諸多事件，尤其是武王伐紂西周建立周公輔政等等，不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嗎？
夏商周三代，還有向上追溯的三皇五帝之類的，這些都不算數？
蘇詠霖對此的解釋也是否認的。
蘇詠霖認為這個華夏元年的錨點可以是暫時的，他選擇共和元年作為錨點，不過因為共和元年往後的歷史有跡可循、可以梳理，而在此之前爭論不斷，怕是爭論個十年八年也沒有結果。
那還要不要梳理華夏曆史大脈絡了？
所以他的看法是，可以先用最大的精力將共和元年之後的歷史進行梳理，將這段從共和元年一直到洪武年間的歷史給整頓出來。
至於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整頓，蒐集古代典籍，進行慢慢的梳理，爭取將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都給梳理出來。
等確切的梳理出來之後，有了充分的佐證之後，就可以將華夏元年的時間往前提，則後來的一切年份都可以順勢往前移。
到那時候就是簡單的加減法了，因為之後的年份是確切的，沒有爭議的。
“修史重要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要讓真實發生過的事情重見天日，公告天下，讓大明子民悉數知道我們華夏的悠久歷史傳承，而不是將神鬼之說都投入其中，走入歧途。
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我們可以投入精力調查，我也覺得很有意義，比如武王克商，比如湯武革命，比如大禹治水和夏啟繼位，我覺得這都是可以去調查的事情。
在調查清楚之前，可以以個人身份對歷史作出假說，你們也可以用個人身份著書立說，提出假說，表達你們自己的意見，可是作為大明國官方，是不宜將其公示天下的，以免引發天下人對歷史的誤解。”
在會議上，蘇詠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這個看法經過內部討論之後，得到了國史司的一致認同，於是國史司以此為標準，定下了明國對待歷史的態度和修史的原則。
即不以一朝一代歷史為重，而是著眼於整個華夏脈絡當中的歷史。
不僅要把共和元年之後的歷史整頓清楚，也要竭盡全力將共和元年之前的歷史調查清楚，復原真相，揭開迷失歲月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