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大城如熱帶雨林，密集的、腐爛的、生殖與死亡的、華麗妖邪的、幽暗的、壯觀的、瑣屑的，這大城或許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上海，而這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屬於一個名叫小白的作家，小白從歷史檔案中、從縝密的實地考察中，以一種考古學家的周詳（當然不是挖掘曹操墓的考古學家），和一個詩人的偏僻趣味，全面地重建這座城市。
這樣一座城市註定與另外的城市形成比較關係：張愛玲的上海、王安憶的上海、中產階級想象中的上海……
小白的上海有一種“魔性”，上帝與撒旦在這座城市博弈。小白為人類活動的巨大規模所激動，他即使不是宏大的，至少也是愛熱鬧的，他至少是有一種審美上的趣味：把所有的景象放進大些、再大些的“世界戲劇”的舞臺；我們知道在這一九三一年的上海紅塵浮世的遠處，南京政府正在經歷內部分裂的危機，從屠殺中站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正在進行志在摧毀這個世界的頑強鬥爭，日本軍人的軍刀已經出鞘，在這小說的故事結束兩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而在上海，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冒險家們的後繼者在瘋狂地囤積地皮，他們堅信他們的經驗、邏輯和運氣，堅信一個“上海自由市”的出現，那將是一塊更大的西方飛地，永久繁榮、遍地黃金。
站在文學的立場，小白深刻地理解政治與歷史，至少他深知，政治不是人性中的異物，政治就是人性，是人性中最深邃、持久、最具爆發力的成分。小白的一九三一是政治之年，各種政治的敘事、話語和修辭，相互衝突、混雜，有時是潤物無聲，有時是明刀明槍地規劃和推動著人的生活——直到最隱秘、最私人的經驗；小白或許知道，在這個城市持續演進的神話中，一個執著的想象方向就是穿越歷史與政治，如同一艘幽靈船，在黑暗的時間之海中負載著某種恆常秩序，從過去駛向現在和未來；而他重新確立起一種想象基準：很抱歉，沒有什麼不是政治，文學化的政治：在此時、在這個城市裡，每個人對他人的回應，都註定是在政治壓力下作出的人性反應，都是在尋求和確認敵人與同道；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情感和話語的盡頭，就是暴力，是刀子、槍和子彈。
所以，小白的上海一九三一不是讓中產階級感到溫暖而渾濁的下午時分，天地不仁，生命因危險的激情而戰慄，這部小說一直保持著極高的腎上腺素分泌水平。小白知道這個世界是殘酷的，在一種淑女世界觀裡，這種殘酷化為了自憐自嘆的蒼涼手勢，而小白並不為此哀嘆，他像一個瘋狂的攝影師——對，這是這部小說裡一個根本意象，這個攝影師在鏡頭後面，恐懼、狂喜地捕捉著眼前的一切：人的掙扎、世界在傾覆，人的美和不美、生命在汙穢中壯麗地展開——這是煉獄般的人間。
然後，我們看到了那幾個人：小薛、特蕾莎、冷小曼、顧先生……我相信，那是你從未看到的人，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的身份、經歷和命運的特殊性，而且，相對於中國小說的人性想象域而言，他們具有一種確鑿的原創價值。也許冷小曼會讓你想起《色，戒》，但相比於簡略的王佳芝，冷小曼有更為豐沛的內在性。
小白在《租界》中對人性的瞭解有時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不是瞭解，是一種深入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源自於寬闊幽暗的心，這心裡，有一個鍊金術士的密室。
很少看到現在的作家如此耐心大膽地跟蹤審查每一個人物，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他身上混雜著小報娛記的八卦趣味，私家偵探玩世不恭的黑暗眼光，心理學家的解釋癖，革命家的決斷冷靜和一個殺手，一個打手的邪僻激情，等等……也就是說，小白理解力和想象力其實是來自於角度的跳躍、重疊、混雜，來自於他對現代都市中紛繁的感知方式與路徑精確、廣博的掌握。
讓我再說得清楚一點：我們可以假設有一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