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蘇雪林的《悼大師，話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駁後，蘇雪林氣急敗壞，寫了據說多達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機關，對寒爵加以誣告；有的投向教育機構和文化界朋友，對寒爵、劉心皇散佈流言，稱對方是“左派作風”、“文壇敗類”。失去理智的蘇雪林顧不得基本的邏輯常識，當她得知劉心皇要把論戰文章印為《文壇往事辨偽》一書發行時，到處找“文藝界的同志力加勸阻”，還上告警察部門，邀臺灣警備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來再三勸告”，可劉心皇還是我行我素，蘇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輿論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還要預備出國！”16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壓高的老年人“活活氣死”，二是指被罵死。在*時代，像劉心皇寫的《蘇雪林女士與魯迅的關係》17一類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藝批評演變為政治陷害的手段，它無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於死地。用劉心皇自己的話來說，扣紅帽子的後果是“輕則坐牢，重則可殺頭”。18因而，蘇雪林無法吞下這一口氣，向“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寫公開信罵劉心皇為“無恥文棍”。劉為了報一箭之仇，決定繼續發行《文壇往事辨偽》一書。蘇雪林又寫作《栽誣和懇求嚴厲制裁》的信件，再次“潑口惡罵”，劉心皇忍無可忍，再自印一冊《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多達三百二十二頁，比上一本幾乎厚兩倍。
一場嚴重的政治惡鬥
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關於“文壇往事”的論戰，被柳浪稱為“蘇·劉·寒交惡事件”。19其實，這不是誰與誰“交惡”，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惡鬥。本來，文學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屬“過去式”，但在*時代，如果這史料與政治有關，與“擁魯”有關，與左派有關，那就超出學術範疇。劉心皇、寒爵丟擲蘇雪林當年的“擁魯”材料並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為了學術上的求真，也不是“糾正文壇往事說謊的邪惡風氣”20，而是利用學術討論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雙方上綱上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壇的自身地位，維護既得的利益，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過*時代，不被當作嫌疑分子抓進牢去。
學術論爭應遵守起碼的遊戲規則，可論戰的雙方無論是劉心皇還是蘇雪林，均有許多違規做法。我們不能因為劉心皇是靠“史料說話”就認為他沒有問題。其實，劉心皇的史料有不少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的。如劉心皇在《蘇雪林怎樣揄揚左派》21中，“揭發”蘇雪林1952年12月發表有《三十年寫作生活回憶》22，內雲“鄭振鐸經常日寫萬言，怪不得他那麼多產。我對於這種作家每羨慕不止，只恨自己學他們不來”。這裡講的只是寫作速度問題，絲毫不涉及作品的內容。可在“*”時代，只要是提到大陸文人就犯忌，更何況用的是讚揚的語調，因而這便成了劉心皇強加給蘇雪林的向左派文人頻送秋波的罪證。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劉心皇有的文章史料倒對，但推論卻是錯誤的。如在與蘇雪林“話往事”時，根據魯迅1935年給“三郎”（蕭軍）的書簡中對周揚以鳴鞭為業績的滿腔怒火，便斷定魯迅“死前的一年，已經在*了”。23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誤讀。周揚並不代表共產黨——正如劉心皇不是國民黨的化身，反他不等於反國民黨一樣——對周揚一人的不滿不等於就是對共產黨的不滿，更不等於*，這應是常識。
蘇雪林（4）
寒爵和劉心皇用揭老底的辦法證明蘇雪林不是“一貫反魯”，其實很符合蘇氏的思想邏輯發展。蘇雪林深受五四文化的薰陶，以至在與教育當局的官員談青年的心靈怎樣才不會被“赤化”時，又不自覺引用魯迅語錄“救救孩子”24，這叫積習難改。我們不能要求蘇雪林從登上文壇那一天起就“反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