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不是來自前方的未知，而是傳統的已知。在軍事學術史上，雖然沒有查到像布魯諾為堅持“日心說”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火星柱上的事件，但新理論的提出遭受排斥、壓制和不被接受的事，還是屢見不鮮的。經驗證明，理論創新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膽識和風骨。探索真理的人，首先要敢於堅持真理，起碼要敢於說真話，實事求是。理論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就表現在這裡。
理論的價值，不在於解讀，而在於引領；不在於讚美，而在於批判；不在於粉飾，而在於警示；不在於高歌過去的輝煌，而在於撥開通向未來的“霧障”。在這部論著中，《佇望篇》提出的“現代戰爭理論面臨的挑戰”，“美、以軍事困境的‘超軍事’啟示”，伊拉克戰爭是“蘇式軍事體系的失敗”，以及對臺軍戰略戰術的分析；《眺望篇》提出的“中國將面臨自核訛詐之後最重大的戰略威脅”，“隱形飛機將‘重新整理’現代常規戰爭樣式”，“太空是戰爭‘食物鏈’的最高階”，“中國需要新型軍隊”，“中國新型軍隊的‘鷹擊’戰略”；《回望篇》提出的“現代軍事技術在消滅傳統陸軍”，“空降兵的血腥啟示”，以及從另一視角對世界空戰史的回顧，對中國空軍發展史的反思；《隨想篇》提出的“日本的‘向右轉’和美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中國的抗日戰爭並未結束，等等。觀點鮮明，頗具新意。作者或評論戰爭，或評論格局，或評論變革，或評論歷史，見解獨到，語驚四座；或評他人，或論自己，或說朋友，或揭敵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全書的字裡行間，流露出憂中所思，思中帶憂，讓讀者在豁然開朗中又有一種沉重感。當然，作者在激情中進行理性思考，在憤慨中舉起正義之旗，思想湧流中也難免有“矯枉過正”之詞，衝出“八股”的論說中也會有過於刺手的尖利稜角。但瑕不掩瑜，如同清風在吹散霧靄時難免會帶起一些沙塵一樣，矯枉有時也需要過正。處於學風浮躁、文風日趨“沙漠化”的氛圍，理論文章有一點“刺手的稜角”，或許更有利於防治機體的麻木。
古往今來，大凡仁人志士，多有憂國思強之情。在“激烈競爭、無情淘汰”的時代，這種憂思之情更甚。正因如此，從一定意義說，有憂思，才有創新。屈原賦《離騷》，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國語》，孫臏修《兵法》——傳世佳作，皆發於憂思。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大變革，人類的未來充滿著不確定性，國家安全環境令人堪憂。中國一定要走向富強，但前進路上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我們發展的目標有多高，宏圖有多大，遇到的風險就有多高，挑戰就有多大。我們面前存在著希望和危機，只有充分認識危機，才能增大希望；看不到危機，本身就是一種危機。我們前進途上有機遇也有挑戰，只有充分認識挑戰，才能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捕捉機遇；不能充分認識挑戰，本身就是一種挑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支軍隊來說，最需要的是氣，是民族誌氣；是精神，是進取精神，奮鬥不息的創造精神。“哀莫大於心死”，精神之火的磨滅是最可怕的。於是可以說，危機和挑戰是好事，是激發軍隊、民族進取精神的外部動力。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敵戒》一文中說得好：世人“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憂；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看來，理論家多一點憂患意識，少一點空洞的說教，才是常理。惺惺惜惺惺，讀戴旭的大作，引發感慨之言，權做對“憂思”的回應吧！
李炳彥
序（1）
一位具有大師氣質的戰略家
20世紀80年代，我注意到中國軍隊有一位眼界開闊、思維超前的軍人，叫劉亞洲。在他《惡魔導演的戰爭》中，把機械化戰爭最後的輝煌和資訊化戰爭最初的震撼展現在長期陶醉於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