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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大院文化具有一種獨特的傳承性。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並確定自己乃至自己下一代未來的發展方向。用現在一句時髦的話講就是個人的職業生涯規劃在國企大院文化中發揮的淋漓盡致，並形成一種獨特的傳承性。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能力可以選擇考大學、上技校或者參軍，這些基本等於已經提前跨入了就業保險箱，因為他們都將“包分配”，享受國家就業體制的為他們帶來的保障。沒有考上大學、或者對學習沒有興趣、還有一些犯了錯誤的邊緣群體的人們，國企也給了他們一條出路，那就是接班，子承父業。父親是鉗工，退休了可以解決一個子女接班就業，還幹鉗工。父親是搬運工，子女接班也當搬運工，如此等等。但是如果父親是個當官或者搞技術的，子女接班後在工作、工種的選擇空間上或許會大些。為了孩子，這些人拖關係、走後門，買個人情，多半會為孩子謀個清閒、體面地工作，比如說女的當個倉庫保管員啦、男的進機關當個辦事員什麼的。
國企大院文化還具有一種狹隘的區域文化特性與盲目優越性。在這裡大家“自給自足、豐衣足食”，有活幹、有飯吃、有組織可以依靠、有活動中心可以休閒，慢慢大家形成一種嚴重的依賴性。加上企業“愛廠愛家”宣傳教育理念，使人們不願去關注“外面的世界”，典型的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心態。記得小時候，大人們說起在某個大廠工作就滿懷自豪、眉飛色舞，絕不向現在很多人一說在企業工作就皺眉頭，有的還多半唉聲嘆氣怪自己當初“決策失誤”，放著行政事業單位不進竟然擠破頭來到工廠。也難怪，想當初國企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頭頂金色的光環，身披華麗的外衣，輝煌燦爛自不可言。牢牢的“鐵飯碗”和穩定的“組織依靠”，再加上社會資源分配向生產建設一線傾斜，工資收入、福利待遇普遍好過行政事業單位。當時大學畢業生的第一選擇就是進入這樣的企業，而很多回城知青、無業青年、學習不好、升學無望的人只好進了公安局、稅務局、工商局。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中後期，國有企業艱難承受著新一輪經濟調整和企業改制所帶來的陣痛，效益滑至谷底，出現大面積虧損甚至破產。國企輝煌蕩然無存，一時間成了落了架的鳳凰，很多人淪為下崗職工——成為我們羞於啟齒的“失業大軍”中的一員。與前蘇聯“突然死亡法”式改革所不同的是，中國式的經濟體制改革在長時間“漸進式”的推動中得到越來越多人的理解。面對殘酷的現實，如果說傳統國企大院文化的慣性仍然使老一代國企職工充滿憤怒、絕望、抱怨和不解的話，那麼與此相反的是新一代國企職工已經由無助、無奈開始尋求一種理性的“求生”之道，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國有企業曾經充滿人性溫暖的那個時代已然一去不復返，開始迴歸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商業組織，並具有人類生命的特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破產的企業、失業的人們，是這場改革必然要付出的成本，然而誰又能說他們沒有獲得另外一種收益呢？也許更加堅強，也許開始走向成功！
回顧這場歷史性的變革，依然可以看到充滿了人性的光輝，國企大院文化所倡導的那種奉獻精神使人們風雨同舟、忍辱負重、忘我犧牲，正是他們的付出成就了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局面，使改革取得最後成功。
我有幸在九十年代搭上了國家就業體制優越性的末班車，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集團下屬一家並不是太好的企業，但是也使我因此獲得了脫穎而出的機會，不斷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我參與和主持了國有企業具有發展里程碑式的企業改制、資產重組、產品結構調整與市場整合等有深遠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工作。這些工作令我受益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