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們，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視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輕十歲，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長輩式的，就像年輕的牧師太太，時常對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兩點——喔，小可憐兒。�
早晨我醒來，發現外面下了場大雪。一場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綠一樣好。
安德烈還睡得很沉。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輕輕觸碰他曲蜷的黑髮；那些彎曲都相當犟，剛弄直它，我手一鬆，它馬上拳回去，還原它本來的模樣。我看見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說還休。氣氛如此太平溫馨，誰忍心來損壞它。我想告訴他的話會血淋淋地撕壞這好氣氛。從昨天早上到這時，整整二十六個鐘頭，我一直想告訴安德烈：別為我斷送前程，這可不值。這年頭的愛情該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躊躕滿志，要把它弄得極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對，我正是這意思，我看見福茨來勁兒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為我將付出的代價。何苦？美國是樣樣方便的國家，我們幹嘛要找頂不方便的這樁事來做；這樁被稱做“正式羅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這意思：我們拉倒吧；就此分手。這樣一來、大家都鬆一口氣：你、我，還有福茨。
我發現自己在心裡口若懸河，對著睡得踏踏實實的安德烈，滿心的道理。他現在只要一睜眼，我立刻把這些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承認我有道理，他會在我的勸導下想開。可是他就是不肯醒來。
我翻個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陣了，沉澱的雪使四野白亮。陽光照在這個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擴張了亮度。亮度飽脹得厲害，從臥室拉得嚴絲合縫的窗簾上溢位來；不是從縫隙，而是滲透密度極高的經緯，使這乳白窗簾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臥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軟的白亮輪廓，像是剛剛從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剛剛刷去最後一層細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櫥上一層硬幣——安德烈一進臥室先把口袋裡的硬幣掏出，扔到櫥上。一把圓形沙發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讀書的。另外一個英國式的秘書寫字檯，上面的花瓶和寫字檯一樣保守。花瓶裡的花是我十月底來的時候安德烈買給我的，這時全乾了，是普希金講到的那種樣子：在多年後令人想到一個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種樣子。
但願一切都在眨眼間過去，一步跨入未來。從未來回頭，來看這個初雪的早晨，這束乾花，是不是像此刻這樣事關重大？這個無從說起，輾轉反側的時刻還會顯得折磨人嗎？可能不會，可能像是任何時刻一樣，無足輕重，可以被錯過去，過度到普希金所隱喻的那種晚年：意外地在一本書裡發現一些乾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個浪漫事件留下來的，那事件究竟是怎麼個前前後後，全不清楚了，隱約記得它在當時顯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對晚年有什麼發言權呢？他又沒等得及晚年，讓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見乳汁一樣的光線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這些天一定沒睡好。其實他相當緊張。對於FBI攪進我的生活，他表現出的嘻哈態度，是為了寬我的心，實質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門散步，吃館子，遊蕩各個博物館，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後。他對我究竟是誰沒有完全的把握。對於我的父親到底幹過什麼，他也覺得心裡無底。他沒有徹底信賴我。因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樣簡單，FBI真的會吃飽了撐的，如此興師動眾？
我輕手輕腳起床，走到樓下。開啟客廳的百葉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讓我睜不開眼。四周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切都還在星期日的大懶覺裡。我在壁爐前的沙發上坐下來，無所事事原來很舒服。安德烈·戴維斯的妻子會在這樣的早晨坐在長沙發上看報或看賬單，或者全心全意地無所事事，就坐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是個感到幸運、惜福、感恩的女子，為此刻能在窗內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個安詳的、穿著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