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錢、鈔、布、絹等物品折換交納，稱為折色。但經過萬朝一條鞭法改革後，田賦以折色為主，也就是上交銀子作為賦役為主。不過一條鞭法並未徹底執行，還是有一部分田賦是以本色糧食的形式繳納。
雖然洪武年間明中央政府所定科則為官田五升三合每年每畝，民田三升三合升每年每畝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只是一個最低徵稅標準，其制定不是以農業發達地區為依據，而是以絕大多數地區能夠達到的水平為依據。所以科則是可以在“薄賦”原則下有所變動的。
對於農業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由於其耕作技術及勞動生產率較高，糧食畝產量可以達到較高水平，因此實際徵收時候，會在“薄賦”的原則下制定一個高於五升三合每年每畝、三升三合升每年每畝的科則。
天津在萬年間的徵稅標準，是每畝田徵本色四升**麥子。
各省的實際徵收的稅賦水平因為畝產產量和種種史原因各有不同，但各省、各州、各縣的徵稅總額一經確定後，就基本是不變的。無論人口和田地數量如何變化，各州縣都要將每年需要繳納的田賦攤派到全州縣的田地上。
因此，如果一個州縣中不交稅的縉紳較多，賦稅就會全部壓在繳納田賦的小民身上。
李植這次整理天津的稅制，讓自己的一個表兄謝良友負責。謝良友是李植姥姥的妹妹的孫子，算是個遠房表兄。謝良友讀過幾年書，本來是在一家米店裡做會計。他兒時和李植便熟識，崇禎八年他見李植平步青雲，便主動投靠李植，在李植麾下做會計。幹了六年，謝良友已經是高階吏目了。
經過幾年的觀察，李植髮現謝良友雖然沒有大才，但做事頗有原則，不貪錢財。這次李植在天津鎮徵收田賦，需要一個靠得住的人主持，李植便把謝良友推到了前臺，任命他為幕府稅務廳大使。
謝良友這幾個月帶領李植僱傭的幾百個會計，在連篇累牘的賦稅檔案中苦戰，終於把天津的賦稅情況搞清楚了。
李植騎在馬上，問道：“良友，這天津一年田賦，有多少？”
謝良友患有治不好的慢性鼻炎，他吸了吸鼻子，在馬上拱手說道：“伯爺，天津有旱田一千八百五十一萬畝，其中大部分是民田，只有六萬三千畝是官田。按照萬朝的慣例，這些田地中要徵收八十五萬五千石麥子。”
“這些田賦中，三成七是本色上交，合計交麥子三十一萬六千石。六成三是折色上交，按往年一石麥子折二兩銀子的折價，天津一鎮要徵折色銀一百零七萬七千兩金花銀。”
明代官府徵稅以後，把徵來的銀子統一熔鑄成特殊形制的銀錠，稱為金花銀。當然，熔鑄銀子有損耗。所以官府在徵收田賦銀子的時候，還要徵收一筆“火耗”銀子。貪官汙吏們欺負毫無背景的小民，有時候徵收的火耗甚至達到正稅的幾成。
李植如今自己僱傭稅務會計徵收稅銀，自然就不會藏汙納垢允許這種貪腐，很大程度上又減輕了小民的負擔。
謝良友又說道：“然而這萬朝和本朝有加徵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最多的是遼餉，萬四十六年，每畝加銀三厘五毫遼餉。萬四十七年，每畝再加三厘五毫。萬四十八年每畝再加二厘。崇禎三年，每畝再加三厘。合計每畝加徵一分二厘銀子。”
“崇禎十年，楊嗣昌定十面張網之計剿賊，朝廷加征剿餉，增田賦銀二百八十萬兩，天津的田地，每畝加徵五厘。崇禎十二年，楊嗣昌提議加稅練兵，畝加練餉銀一分。”
“三餉合起來，每畝加增二分七厘銀子折色，合計四十九萬九千兩銀子。”
“所以合起來，天津一鎮交稅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兩折色，三十一萬六千石本色。”
聽到一百五十萬兩一年的數字，李植眼前一亮。這天津一鎮的田賦，果然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