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經常陷入這樣的境遇之中，積累了應付劫難的豐富經驗。在魏晉那樣的亂世，曾經有過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喚作“竹林七賢”。他們流連於山水，像紈屟子弟一樣頹廢放浪，縱酒行樂，卻常常趁著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煙稠密和冠蓋雲集的地方，罵出他們的蔑視和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劉伶等等這些自外於正統思想和正統體制的人，還負有半痴半傻半瘋半狂的名聲。可當我們以自身的經驗感應到了他們血脈的衝撞，我們終於知道，他們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們的精神變態，正是那個時代所能找到的“正視人生”的方式，他們的變態人格本身，成了印證嚴酷時代的最真實的文字。被剝奪了勞動權利和言說權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這樣用他們的披頭散髮，他們的奇形怪癖，來發洩對於血雨腥風的仇恨，對於屍骨遍野的憂患。他們唯有犧牲自己的常態和體面而言說內心深處的恥辱。
魏晉以後，直到晚清，名士風氣綿延不絕。他們襤褸衣衫，汙穢面目，狎妓縱酒，自詡*。他們著意消解人生的意義，不無誇張地嘲諷人生，玩弄文字，遊戲世界。那時的君主雖然對文化人特別留意，可對那些痴狂怪誕的名士，卻認為無傷大體和大雅，任其瀟灑又逍遙。這等於為那些不願意或沒機會賣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條苟延殘喘之路。那些名士們就這樣躲在專制世界的夾縫裡，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沒有能力擔當起我的責任和我的恥辱，我只有透過自辱自虐來曲折地表達我的意志，表達我對外界的抗議和對自身的噁心。
我曾極度蔑視過古人的這種名士風度。但在某一天，當我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時，我忽然對那些變態而又痛苦的人欽敬不已。在我們空前的麻木襯托之下，古人的變態顯得高貴起來，因為在這變態之中，深隱著他們對於自身精神創傷的覺察，對於自身精神軟弱的憐憫與羞愧。
真是不幸，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恥辱，既沒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應的記錄，也沒有以別的符號別的形式得到生動的表現。以沒有言說權利來作辯解是無力的，因為言說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遠剝奪不掉的。如果我們的心靈沒有完全麻木，如果我們的靈魂沒有完全墮落，如果我們良知猶存，如果我們還為自己的恥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對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實的反映。即使沒有言說的權利，瘋狂和自虐的權利總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瘋狂和自虐，上帝永遠為我們留著。我們如果沒有利用這種權利，責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們自身。
而且，在我看來，當我們在人性的荒漠裡深味過生命的寒涼和絕望，當我們終於從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門爬過，恥辱感和反抗欲應該膨脹得無邊無際，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壓力，言說也不足以表達我們的痛苦和噁心。除了瘋狂和自虐，實在沒有別的出路可找。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誕生時，我們是多麼需要義無反顧的偏執狂。
然而沒有。
我們沒有瘋狂的學者和學說，沒有瘋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這意味著個體人格和民族心態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這隻能意味著民族的麻木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墮落。
開始的時候，我們也許是因為無力擔當，而假裝看不見苦難和恥辱，持一種逃避的態度。可是久而久之，我們就真的看不見了，這時候說逃避還抬高了我們。我們實際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於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精神創傷。
實際上我們的精神創傷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們無可選擇地生存在最嚴酷的歷史境遇中。我們所蒙受的恥辱也許足以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