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
平壤之後，日本一家通訊社請求採訪金日成。主題是“以主體思想為基礎的朝鮮勞動黨對內
外政策”。首先是書面回答，然後見面採訪。書面檔案是我寫的，1972年9月17日，我寫了
《關於我黨主體思想和共和國政府對內外政策的幾點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對主
體思想下了定義，並闡明瞭朝鮮勞動黨的對內外政策。文章發表後，反應很好。金正日也很
滿意，但是金英柱反對。金正日支援並不是因為他讀懂了，而是為了反對叔叔金英柱，向自
己的父親表示衷心。對金正日來說，理論是小事，掌握權力實現獨裁才是目的。金正日和金
英柱的權利鬥爭越來越激烈，金日成給人的印象是傾向於兒子，而不是弟弟。金英柱後來病
倒了，“植物性神經不協調症”，住進了療養院。不久之後，金正日打電話給我，“叔叔總是反
對主體思想，黃老師去說服他”。 我去找金英柱，與它一起呆了四天。金英柱最終領悟了。
他的苦悶不再是哲學，他對我說，“我們家好像要決定金正日為接班人。。”“您在莫斯科就喜
歡哲學，現在將權力交給金正日與我一起研究哲學如何？祖國統一需要時間，而哲學事關全
人類的命運。” 他沒有做決定，我也沒有等他的回答就離開了療養院。 1972年12月召開了
最高人民會議，會議透過了朝鮮新憲法。我被選為最高人民會議議長和最高人民會議常委會
委員長。 北朝鮮模仿了蘇聯的制度。根據新憲法，朝鮮實行國家主席制，黨總書記兼任國家
主席，是國家元首。最高人民會議是國家權利機關，休會期間由常委會代行指責。常委會委
員長並不是國家元首。有的外國電臺不知道這個常識，將我說成是北朝鮮國家元首，我惶恐
不已。
1970年的一天，我獨自面對金日成。與在秘書室時期不同，在大學工作讓我明白，如果
不能獲得領導人的倚重是很危險的，政治情勢複雜，我又從事理論研究，重新進入黨中央工
作當然最好。我向金日成說了我想回中央的想法，金日成說，“我同意你的想法，不過金大校
長並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勝任的職位。我會想辦法讓我們見面的機會多一些。”不久之後，我
被任命為朝鮮科學家協會委員長。與朝鮮法學家協會和朝鮮學生同盟一樣，朝鮮科學家協會
是沒有任何實體的影子團體。這些團體只是在需要對外發表宣告的時候才會用到。 朝鮮科學
家協會委員長之前由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白南基兼任。所以，我猜想是否金日成想讓我做
最高人民會議議長。當時我覺得當時我的年齡還不夠，不太可能。 從那之後，我開始與社會
主義國家展開頻繁的議會外交。金日成之所以設立最高人民會議常委會，就是為了展開國會
外交，讓我做常委會委員長也考慮到能經常與我這個國會代表團團長見面。我成為常委會委
員長後，工資增加了50元，比政府部長的待遇還高。作為委員長，我有自己的辦公室，書記
處。政治局學習會議我也參加，與金日、林春秋（。。。）；樸成哲（。。。）；吳振宇（。。。）等一
起。 每年我都會去國外訪問幾次，金日成會見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和學者代表們時我都會同席。
1972年，金日成60大壽，我得到了一塊以金日成名字命名的金手錶。送金手錶是金日成親
自選定的方案，只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