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撤到瑞士去。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離開德國，先到瑞士去，從那裡再設法回國。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張天麟那時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決心既下，就到我認識的師友家去辭行。大家當然都覺得很可惋惜，我心裡也充滿了離情別緒。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女房東。此時男房東已經故去，兒子結了婚，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裡。我是她身邊唯一的一個親人，她是拿我當兒子來看待的。回憶起來她丈夫逝世的那一個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門找醫生，回家後又伴她守屍的。如今我一旦離開，五間房子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慼慼慘慘，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聽到我要走的訊息，立刻放聲痛哭。我一想到相處七年，風雨同舟，一旦訣別，何日再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後，才知道，到瑞士去並不那麼容易。即便到了那裡，也難以立即回國。看來只能留在德國了。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雖然小的轟炸已經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規模的猛烈的轟炸，還沒有開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還平平靜靜。大街上仍然是車水馬龍，行人熙攘，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訪了大教育心理學家施普蘭格爾（E�Spranger）。又到普魯士科學院去訪問西克靈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讀通了吐火羅文。我讀他的書已經有些年頭了，只是從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樸老實，木訥寡言。在戰爭聲中仍然伏案苦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就這樣，我在柏林住了幾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時間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彷彿憑空撿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彷彿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慼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佈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