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夾在最重要的檔案中間，隨即說，他要叫伊芙琳請彼得來吃飯呢。
（僕人們在等惠特佈雷德先生夾好紙片。）
布魯頓夫人自忖：休的動作實在慢。她還注意到，他發胖了。理查德則始終保養得神清氣爽。老夫人等得不耐煩了；她的整個身心絕對地、無可否認地、甚至專橫地傾注於一項計劃，急於甩掉這樁微不足道的瑣事（彼得·沃爾什和他的私生活）；那項計劃使她全神貫注，不僅如此，而且佔據了她的靈魂，滲入靈魂深處，那是她的命根子，倘若沒有它，米利森特·布魯頓就不成其為米利森特·布魯頓了；這計劃乃是讓上等人家年輕的子女們出國，幫他們在加拿大立足，並且相當順利地發展。哦，她誇大了。敢情她已失去中庸之道了吧。對於別人來說，移民的計劃卻非靈丹妙藥，也不是崇高的設想。對於他們（包括休、理查德，甚至忠心耿耿的布勒希小姐）來說，這項計劃不能使鬱積在內的自我主義得到發洩，而布魯頓夫人卻感到，這種自我中心的情緒正在高漲，因為她是一個剛強與威武的女人，營養充足，家世顯赫，直率而衝動，感情奔放而缺乏自省的智力——她認為，人人都應該坦朗和單純，為何不能呢？像她這樣的女人，一旦青春消逝，就必須將自我主義發洩到某個目標上，不管是“移民”還是“解放”；無論如何，她在靈魂深處日日夜夜圍著這一計劃轉，所以它必然變得光華四射，熠熠生輝，彷彿一面明鏡，又似一塊寶石，時而小心翼翼地藏起來，惟恐人們嗤笑，時而又拿出來炫耀。總而言之，“移民”已變成布魯頓夫人的血肉了。
不管怎樣，她非寫信不可。然而，正如她慣常對布勒希小姐說的，寫封信給《泰晤士報》所費的心思，比籌劃一支南非遠征軍還要多（儘管在大戰期間，她並未如此賣力）。為了寫封信，她得搏鬥整整一個上午，先開頭，隨後撕掉，再開頭，弄得筋疲力盡，這才感到自己是個弱女子，而在其他任何場合，是沒有這種感覺的；於是她會懷著感激之情，想起休·惠特佈雷德，他充分掌握如何寫信給《泰晤士報》的藝術，這是無人懷疑的。
此人跟她自己的稟賦截然不同，他對語言精通之極，寫起信來會使編輯們中意；還有各種熱情，不可一概稱之為貪嘴。對於男性，布魯頓夫人時常從寬判斷，因為他們（而非女性）同宇宙的自然規律有一種神秘的契合，使她不勝欽佩；他們知道怎樣措詞才合適，也知道別人講了些什麼；所以，要是她喚理查德當顧問，叫休替她捉刀，那就八成兒放心了。於是她讓休吃完蛋奶酥，還問候可憐的伊芙琳；等到他們開始抽菸了，然後說道：
“米莉，去把信紙拿來好嗎？”
布勒希小姐立即出去，回來後把信紙攤在桌上；休掏出自來水筆，他那支銀製的鋼筆，已經用了二十年了，他邊說邊抽掉筆套。他說：這支筆一點沒壞，他曾給製造商檢查過，他們說，保管你用一輩子，永遠不會有毛病的；這可要歸功於休寫起來小心，也得歸功於他用此筆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理查德·達洛衛是這樣想的）；當下，休一筆一劃地開始寫了，先寫花體的大寫字母，一字一句把布魯頓夫人紊亂的思緒表達得條理清晰、語法謹嚴，委實神乎其神；布魯頓夫人看到這神奇的變化，不禁思忖：《泰晤士報》的編輯對此必然會敬佩的。休寫得很慢。他有一股牛勁兒。理查德說，一個人必須冒點風險。休卻建議把語氣改得婉轉些，為了尊重人們的情感；理查德嗤之以鼻，休則尖刻地說，人情是“必須考慮的”，一面朗誦信裡的句子：“故而，我們的陋見乃是，時機成熟了……鑑於我國人口日益增長，部分青年成為多餘……此乃吾輩對死者應盡之責……”理查德以為這些全是廢話，不過，當然沒什麼關係；於是休繼續逐字逐句草擬信稿，表達極其崇高的情感，一面撣去背心上的雪茄煙灰，不時小結一下寫到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