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收買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集團,透過他們實現帝國主義追求的‘和平演變’政策”。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指出蘇聯的蛻變是另一種“和平演變”形式,“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蛻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變’的道路”。“###”就如何防止和平演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概括為15個方面,最核心的四條為:一是大抓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革命之後,還必須有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革命,這個革命要搞一百年到幾百年;二是“大搞群眾運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三是“在科學、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四是培養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毛澤東在另一場合曾講過,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最後表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60年代前半期,黨在文化領域全面開展了“反修防修”的鬥爭。196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反修也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等等都應該抓一下。同年11月,指責文藝界盡宣傳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如再不管,“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12月12日,在《柯慶施抓曲藝工作》批示中表示:“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1964年6月27日,作出更為嚴厲的批示:各種協會和大多數刊物,“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場在文藝界開展的“反修防修”鬥爭,涉及了小說、詩歌、戲曲、電影、音樂、美術、舞蹈以及文藝評論等所有領域,許多優秀作品被扣上“為修正主義分子樹碑立傳”、“宣揚階級調和論、人性論、和平主義”等政治帽子,被打入囚牢。文藝界的領導人紛紛被撤職,連文化部也幾乎被取消。與此同時,哲學界開展了對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高階黨校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觀點的批判,指責他“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歷史學界對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讚的批判,被戴上“汙衊農民革命”、“美化帝王將相”、“鼓吹讓步政策”、“反對古為今用”等帽子;經濟學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專家孫冶芳,由於提出應當注重經濟效益、重視價值規律、擴大經營管理許可權等主張,而被指責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比蘇聯的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
60年代前半期的這場文化大批判和50年代那場文化批判相比較,50年代的批判內容很明確:唯心論。60年代在“反修”的口號下,所批判的東西,不僅有“修正主義思想”,還有“資本主義思想”、“封建主義思想”,這表明“修正主義”到底是什麼,並不明確;50年代的批判只是“混淆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而60年代的批判更多的著眼於現實的政治,連吳晗寫的“海瑞罷官”這樣一出歷史劇,也和“為彭德懷翻案”的現實鬥爭聯絡在一起;50年代文化批判中要立的目標很明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60年代則大搞“破就是立”,究竟“立”什麼,似乎很不明確。
社會主義文化戰略的幾個問題(8)
毛澤東時代長期擔任黨和政府領導職務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對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作了如下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