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康、雍、乾三朝，“股東”的“表決權”，就比例而言。相對於皇帝這個“董事長”降低了。但依然還是“董事”。
同治這麼幹。等於要把所有的“表決權”，收到“董事長”一人手裡。這種行徑，真正叫“動搖國本”，即以聖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絕不敢幹。他一個剛剛親政，沒有任何真正權力基礎的毛頭小子，就這麼亂來，下場如何。用腳後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簾”的兩宮皇太后，不跟皇帝打任何招呼，御弘德殿，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當著皇帝的面，恢復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親擬的那道撤軍機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廢，連明發的機會都沒有。
這其實相當於一場政變。皇帝的權威大損，兩宮的手重新伸回了政府中樞。同治心灰意冷，更加縱跡於花街柳巷。直接導致了他的早薨和兩宮的再次垂簾。
穆宗的繼任人選，有“立長”、“立幼”之爭。“立長”皇帝親政，“立幼”兩宮垂簾。
慈禧當然希望“立幼”。但關卓凡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不是慈禧可以自專的。實在是：一，滿洲親貴被穆宗的糟糕表現嚇到了；二，那些已經成年的“爺”，看來看去，沒有一個靠譜的。所以，寧肯選擇一直善盡職責的兩宮皇太后繼續執政。
同治親政，還辦過一件極其荒唐的案子。
當時的烏魯木齊提督叫成祿，鑲藍旗。此人身為烏魯木齊提督，卻滯留甘肅高臺，坐視新疆糜爛，前後七年，遷延不進。非但如此，還苛索駐地周圍民眾錢銀三十餘萬兩；士民抗議，成祿居然巫良為匪，縱兵虐殺二百餘人，然後上報朝廷，說自己打了一個勝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嚴劾，成祿“革職拿問”。
但成祿是醇王的私人，如此惡行，最後只擬了一個“斬監候”。
大夥兒都知道，這一“候”，腦袋就算保住了。找個什麼機會“加恩”，或等到“大赦”，就可以減刑，甚至釋放。
一位甘肅籍的御史，叫吳可讀的，悲憤之下，上折力爭，內有警句：“皇上先斬成祿之頭，懸之匯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之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
這幾句話，激怒了同治，以為吳可讀欺他年輕，才出此錐心刺耳之語。於是，不但不殺成祿，反倒真要斬吳可讀的頭了！
這就太荒唐了。
成祿的案由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為這個殺言官，不成了桀紂了嗎？
兩宮皇太后苦勸，但同治像後來對恭王那樣，發了牛脾氣，生母的話固然不聽，一向敬愛的母后皇太后的話，也不聽。
醇王主持，三法司會審，竟真辦了吳可讀死罪！
到了“畫行”的時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筆。
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闕諾”，缺一不可。就因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吳可讀終於逃得一命，改了充軍。
關卓凡認為，不客氣的說：同治絕對有做桀紂的潛質。他死的早，是中國人的福氣；不然，原時空的中國，命途會更加多舛。
慈禧對兒子的教育，雖然竭盡全力，但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簡單粗暴”，結果完全失敗。可以說，他媽的好處，同治一樣沒學到；他媽的壞處，同治學了個全。
關卓凡想，我來試著改造改造小皇帝；改造不成功的的話，將來這個皇帝，是不好給你做的。
改造——從哪裡入手呢？
既然偏執狹隘，賞黜隨心而無度，那麼，就如倭仁說的，要“廣心胸，守制度”；然後，“天子將身為天下法則”。只不過，倭仁那一套，小皇帝聽都聽不懂，自然談不上聽不聽得進去。關卓凡要用小皇帝聽得懂的、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