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學業。1928年2月，她選擇了希臘國籍，宣告她對希臘化時代的信念，以及與“西方文明的偽善和墮落”一刀兩斷的決心。一次去巴勒斯坦的旅行使她對基督教和猶太教產生強烈的反感，德文版的《我的奮鬥》則使她決定將雅利安人和包括希臘公民宗教在內的多神論主題深入挖掘下去。漸漸地，她開始在異教以及與光明、健康和種族有關的觀念間搖擺不定。
另一本對她產生深遠影響的書是出版於1903年的《吠陀經中的北極家園：吠陀早期經文和傳說新解》，作者巴勒·岡伽德哈爾·提克拉（Bal Gangadhar Tilak）在書中描繪了極地後來如何成為印歐文明發源地的過程。
在好奇心和雄心的支配下，朱麗亞·珀塔茲開始攻讀起先是科學，而後是文學的博士學位，並開始學習冰島語、印地語和孟加拉語。1932年，未來的“希特勒女祭司”踏上了前往印度尋找“被猶太基督教排擠取代的雅利安異教”起源的旅程。她發現，和來自雅典，羅馬和古日爾曼的諸神和祭祀儀式相比，“我們種族的人們早在六千年前已經擁有了對太陽的宗教祭祀。”珀塔茲隨後加入印度教，改名薩維特里·黛維（Savitri Devi：印度—雅利安的太陽女神）。起初她仍不斷旅行，最後決定留在印度，並拿起筆來為印度獨立主義運動提供支援。1939年，對軸心國的狂熱信仰使她差點兒遭受牢獄之災。之後，薩維特里·黛維嫁給孟加拉僧侶貴族、納粹主義觀點發言人、親德報刊《新信使》駐加爾各答編輯阿西特·克里沙納·穆克荷紀（Asit Krishna Mukherji）。在薩維特里·黛維對印度教的嶄新狂熱中，折射出她對納粹主義的信念。她認為，在納粹黨黨徽的太陽雅利安之輪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和正統印度教之間的聯絡。”
在梵文中，納粹黨黨徽有著“帶來好運”之意，這一標誌最初出現在古印度史詩《摩珂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是人文科學領域的最早標誌之一，被許多文明所使用，卻擁有不同的含義。在藝術裝飾、宗教或者非宗教建築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曾被印在英國賀卡上代表護身符。在成為一個恥辱的符號之前，這一符號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