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花樣翻新，銷勢經久不衰。
我從小怕蟲子，怕發黴的東西。小時候，家裡燒的是蜂窩煤。當我看到從蜂窩裡鑽出小蟑螂時，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廚房作業，跑進房間再不肯出來。
上小學的時候，家裡的桌子下面常囤積著白薯，我們有時蒸著吃，有時烤著吃，有時煮著吃。記得有一次，我鑽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當手觸到發黴的一個時，頓失言語，渾身發軟。從此，研究黴，研究微生物的媽媽為我定了論：小帥永遠成不了微生物學家。我很高興在這個領域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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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1）
有一位名叫木下彰的日本長者，幼年過著比當年的阿信還要赤貧的生活，睡鐵板，蓋草蓆，填不飽肚子，他如今已成了一名熱衷於中日友好的企業家。
木下先生的年收入一億幾千萬日元，可謂鉅富，請客時多不看菜譜，只說“要最貴的”。
他很喜歡同中國人談天說地，聊家常。一次，我跟他談起了北京的父母。
母親年輕的時候，膝蓋的半月板做過手術，手術後過了一段時間的雙柺生活。直到現在父親還在向我和妹妹揭母親的老底說：那個時候，你媽媽回家時，如果爸爸不在家，不能揹她上樓，就會掉眼淚。
後來，母親脫去了雙柺，但是從此腿便對氣候敏感起來，簡直可以做天氣預報。母親腿疼，必是陰雨天；母親腿不疼，必是豔陽天。
母親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位於北京市中關村的北面，而我家住在中關村的南面，在全家四口人當中，母親離家最遠。但是去研究所食堂買饅頭，到菜市場買菜都由母親一個人承擔著。我當時為什麼從來沒有想過去幫幫母親？甚至母親累了一天提著重重的菜兜回來以後，我也沒有讓母親好好休息過。我常常是在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時才裝模作樣地開啟書本。母親一見我在好好唸書就會去廚房任勞任怨地準備晚飯。在父母的厚愛下，我懂事很晚。
母親一生也沒有學會騎車。父親曾下決心教會母親，可是在中關村大操場練習了幾周以後，母親依然只會轉圈而不會走直線，父親投降了。母親一生乘“11路”，走了不知多少路。
在我和妹妹都出嫁以後，一天父親突然對我們姐妹倆說：“對兩個女兒我已盡到了責任。過去你們兩個一直是全家的重心，以後重心將變為媽媽。媽媽身體不好又辛苦了一輩子，養大了兩個女兒，勞苦功高，爸爸要好好獎勵獎勵媽媽。”
“怎麼獎勵？”我和妹妹異口同聲。
“給媽媽買一件在北京城最暖和的，可以遮住膝蓋的高階皮大衣。”
好皮貨畢竟價格昂貴，不是一下子可以辦到的。父親在一個大信封上用粗筆寫下“媽媽大衣”四個字，每個月發工資時都會往裡面放幾張票子。我和妹妹也偷偷往裡面放過，雖然父親一再說：“不要你們的，你們把各自的小家庭管好比什麼都強。”
也記不清究竟過了多久，那單薄的大信封終於豐滿起來，裡面已有厚厚的一沓。多少次看見父親戴著老花鏡坐在床上點那信封裡的票子，有時還拿支紅鉛筆做記錄。每次點完錢後，總能看到父親微蹙眉頭，自言自語地說：“還差一點。”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父親又從寫字檯緊鎖著的大抽屜裡拿出那個大信封，上床盤腿坐好，“十塊，二十塊，……”不同往常地大聲數起來，鈔票一百元一沓地鋪滿了大床的一角。“有兩千塊了。媽媽的大衣錢夠了。”父親興高采烈得像個孩子。
第二天一早，父親就帶著母親進城了，直到很晚才興沖沖地回來，手中提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
進門後，父親吩咐我去給母親倒水，而自己卻急不可待地開啟那個大旅行包。“快，穿上給女兒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