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鐵的資料：貞觀時期全國人口不滿300萬戶，永徽三年（652），全國人口便增加到380萬戶（在古代，統治者治國得當是人口增長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654），糧食大面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11個銅錢。
這一切都說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方面的成果比貞觀時期擴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號）之政”不僅僅是過去人們所評價的“有貞觀之遺風”，而是把貞觀盛世繼續推向前進。一個繼續執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的君主，一個使國家疆域不斷拓展、國力不斷增強、民族關係不斷改善的君主，怎麼能用“昏懦”二字來評價呢？
唐高宗雖然生性寬仁孝友，但並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無能之輩。李淵生22子，太宗生14子，這些皇室成員往往仗勢欺人，橫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為。李淵的小兒子騰王李元嬰與太宗的七子蔣王李惲都是搜刮民財的能手，四處盤剝、掠奪，民憤很大。在一次普賜諸王時，李治說：“騰王叔叔和蔣王哥哥都善於自己經營，我看就不必賜給財物，只賞給他們兩車麻，讓他們回去做串銅錢的繩子吧。”李治雖沒有嚴厲地懲罰他們，卻使他們當場出醜，大失臉面，體現了賞罰分明的態度。
高宗在處理涉及皇帝權威和危及皇位穩固的事件中，沒有一絲昏懦和畏手畏腳。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652），他處理宗室近屬的謀反事件。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原是魏王李泰一黨，對高宗即位心懷不滿；高祖的女兒丹陽公主的丈夫薛萬徹、太宗的女兒巴陵公主的丈夫柴令武、高祖的六子荊王李元景等人也各有牢騷，他們便聯合起來，陰謀發動政變，妄圖推翻高宗的統治。事變敗露以後，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聲稱太宗三子吳王李恪是主謀。高宗對此事做了果斷處理：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斬首，荊王李元景、吳王李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自盡。同時，株連很廣，吳王李恪之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這樣的作風，如何能與“昏儒”掛鉤？
至於唐高宗寵信武則天，最後把政事委託給武則天，則要做具體分析。在高宗當政期間，廢立皇后是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從表面上看，高宗不顧朝中元老的阻撓和以死相諫，一定要將服侍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娘立為皇后，似乎是被美色迷住了雙眼。但事實上，廢立皇后從另一方面反映了顧命大臣與高宗之間控制與反控制這一矛盾。
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等為首的顧命大臣是太宗生前在翠微宮中所做的政治安排，所謂是“受遺令輔政”。高宗即位後，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顧命大臣同心輔政，初登大寶的新君對他們自然也“恭己以聽”，頗為尊重。君臣之間度過了一段平靜的好時光。但是，這些元老自恃有功，希望高宗能完全聽命於他們。這時，高宗已近而立之年，不想再完全被他們左右，所以，繼續堅持自己的做法；當高宗和這幫顧命老臣撕破臉皮、公開決裂之際，便是他衝破貞觀顧命大臣的藩籬之時。他不情願生活在以先帝遺命為藉口與他作對的政治包圍圈中，他想要做一個真正君臨天下的皇帝。所以，當許敬宗等人迎合武則天解除威脅的需要，誣陷褚遂良和長孫無忌時，唐高宗就趁機將長孫無忌等人貶黜，隨後又置於死地。可見，褚遂良與長孫無忌的被殺，是武則天的心願，也是唐高宗的旨意。經過皇后廢立事件，貞觀時代留下來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即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罷免或疏遠，由支援武則天做皇后的李義府、許敬宗等人組成了新的統治中心。其間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則天控制的問題，當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懦”。
關於高宗委政武則天的問題，顯然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