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全國耕地四成種稻，六成種麥。一畝上田可收稻兩石四鬥，折米一石二斗，中田折米一畝一石，下田折米一畝八斗，一年兩熟或三熟。麥粟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平均畝產兩石，折面也是一石。換言之，全國糧食平均畝產一石。一年可收兩石半。
全國四百萬頃耕地，便是四萬萬畝，到天佑六年的糧食總產達到了十億石。即便朝廷輕徭薄賦，僅僅二十稅一，在今年的稅收也可達到五千萬石。雖然因為產量暴增，導致糧價連年下跌。但折成稅銀也可達到四千萬兩左右。
僅糧稅一項，便達到了昭武年間的兩倍之多。再加上每年一千五百萬兩的丁稅，更是達到了恐怖的五千五百萬兩，已經超過了齊楚兩國綜合。
據《大秦帝國食貨志》記載，從天佑三年開始，大秦各地的倉廩中堆滿了糧食。因為產量激增，常平倉容量不足，從天佑三年到天佑六年的三年間，全國新增糧倉五千餘座。貯藏糧食十幾億石。這還是因為武成王實施特別計劃，將大量的陳糧向齊楚兩國傾銷，否則真會出現陳陳相因、腐朽不可食用的巨大浪費大史學家范仲淹當時正是垂髫之年。他在著述中回憶當時地勝景稱天佑年間、政通人和；國庫充盈、百姓富足；路無凍死、家有餘財；倉廩即足、貨殖興焉！並不無感情的稱之為天佑之治。
范文正公的倉廩即足、貨殖興焉，十分貼切的說明了當時的工商業繁榮。隨著老百姓能普遍吃飽肚子，中上之家更是手有餘財，人們對生活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穿地好些、吃的精些；用的舒服些、住的氣派些，於是交通天下之貨、滿足人們需求的工商業便蓬勃發展起來。
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勵工商。不僅從法律上明確士農工商、一律平等地規定。而且興修道路、拓寬運河。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還取消了原本林立地稅卡。嚴禁歧視商人、不準向商人重複徵稅…尤其是天佑四年。朝廷對禁而不止地私設稅卡施以嚴懲。兩個月時間一千多顆人頭落地、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極為有力地震懾了朝野上下。使盤剝、難為商人地行為大大收斂。給了大秦商賈前所未有地黃金機遇。
一時間。有志於工商地百姓激增。僅天佑六年一年。向華夏票號申請低息貸款地人數。便達到三萬餘人。數額更是達近千萬兩之巨。
興盛地商業帶來同樣可觀地稅收。天佑新政對工商業採取十一稅。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時。所收工商稅款地總數是七百萬兩；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萬兩。到天佑四年更達到了一千八百萬兩。天佑五年終於突破兩千萬大關。天佑六年更是達到了兩千五百萬兩地高度…已經超過了昭武年間地稅收總額。可謂是一年一個臺階、每年都有顯著地增長。
再加上從天佑五年開始。全國六大復興衙門終於開始分紅。其中最早成立地南方復興衙門。更是於天佑二年便開始向各股東獻金。作為在六大衙門皆享有四成份額地大秦朝廷。僅此一項收入便達到一千萬兩。
田稅、丁稅、工商稅、分紅。這四項構成了秦國朝廷地主要收入。總額數達到了恐怖地九千萬兩。是齊楚兩國總和地兩倍！
更可怕地是。秦國稅賦水平相當低。亦是說有更海量地財富藏在民間。只要有需要。便能爆發出持久強勁地實力來！
僅就實力而言，秦國終於凌駕於齊楚兩國之上，實現了二百年來第一次的不平等！
但秦雷深知，錢放在庫房裡便是廢銅爛鐵，只有在百姓手裡才是財富、才能帶來更多的財富，因此在他的領導下，朝廷花錢地能力一樣可怕，每年僅投入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開支，便達到兩千萬兩之巨，完全的不計成本。
當然這種規模浩大、曠日持久的全國性工程，也是工商業如此迅猛發展的重要因素。沒有這些數額巨大的財富流入民間，大秦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