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史上爭議最激烈的公案之一，有眾多著名的作家、評論家捲入這場曠日持久的爭端之中，然而，他們最終要鬧明白的，不是作品在藝術和思想上的成敗得失，而是作品是不是抄襲這樣至為簡單的問題。嚴格來說，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和道德問題，但卻被許多人當成正常的、健康的文學批評來對待，如今回想起來不能不讓人感到悲哀。馬橋事件真是中國文學的恥辱。只要讀過《馬橋詞典》和《哈扎爾辭典》的人，都會對“抄襲”、“照搬”一說感到莫名的疑惑。雖然同樣冠以“詞典”的書名，但它們之間的差別實在懸殊，以至於要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還得花費許多心思。
馬橋風波之後，韓少功後來又寫出了《暗示》、《山南水北》等與《馬橋詞典》同樣有分量的作品。回顧馬橋事件，我們不禁慶幸，如果關於《馬橋詞典》抄襲、剽竊的指控作為“正常的文藝批評”得以成立，釀成一起冤假錯案，我們會不會因此封殺了一個優秀作家？經過馬橋事件，人們應該更加清楚合理批評與惡意誣陷和人身攻擊的界線，中國文人應該比其他階層更有涵養，懂得尊重他人的勞動和人格，不能因為觀念的分歧就肆意糟踐它們，以圖出一口惡氣。在維護事實真相和人格完整的倫理前提下，批評家仍然有巨大的空間可以自由馳騁。
進步的回退（1）
作為一個行動者，韓少功的心志少有旁騖。心志專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他卻善於在生活的流變中迂迴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條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輝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條康莊大道都有走到盡頭的時候，任何聚宴都指向一個離散的結局，這是人人都聽說過的道理。韓少功的機敏在於能夠棄捨，在康莊大道熙熙攘攘時悄然拐出，另闢一條羊腸小道；在觥籌交錯的時刻抽身離席，“一次次回到一無所有和從零開始”，避免收拾殘局的狼藉。用蔣子丹的話說，“韓少功的明智，恰在於他正值春風得意還想燈火闌珊”（《〈韓少功印象〉及其延時的註解》，《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6期）。在一條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條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
90年代後期，文學題材的類同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個性充分伸展的時代，奇怪的是，個性化的追求最終指向一些不約而同的共性。儘管社會的階層和角色的分化越來越懸殊，但人們內心的願望卻趨於一說，從君子到庶民皆以物慾為本，皆以身體為尺度。一個時期，在《天涯》的小說來稿中，竟然有近半是寫紅杏出牆和多角戀愛的，小說中的人物玩世不恭、嬉皮笑臉的做派也如出一轍，人物活動的場所也在從商場、酒吧到賓館床笫之間的一條線上。在作家同行之間的交流中，除了插科打諢的玩笑話和有色段子，剩下的就是耳熟能詳的事情。城市生活就像它的建築面貌一樣，在複製中迅速同質化，人們在精神上也迅速向右看齊，就像操場上計程車兵。多年的城市生活沒有養成韓少功情感上的認同歸宿，反而還有了愈來愈強的疏離感。他的心似乎始終漫遊在城市之外的野地裡，彷徨於古老純淨的月光之下：“我被城市接納和滋養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矯情，當心懷感激和長存思念。我的很多親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離不開轟轟城市。但城市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已越來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線路兩旁與我越來越沒有關係，很難被我細看一眼；在媒體的罪案新聞和八卦新聞中與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會心生厭倦。我一直不願被城市的高樓所擠壓，不願被城市的噪聲所燒灼，不願被城市的電梯和沙發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車交織如梭的鋼鐵鼠流，還有樓牆上佈滿空調機盒子的鋼鐵肉斑，如同現代的鼠疫和麻風，更讓我一次次驚悚，差點以為古代災疫又一次入城。侏羅紀也出現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龍已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