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和五六式步槍、蘇式騎槍、駁殼槍、手榴彈甚至高射機槍，把對立派當做敵人來加以防範或打擊，城裡經常可聞槍炮聲，很多單位的大門口有碉堡和鐵絲網。
年紀尚少的韓少功屬於紅衛兵中的溫和造反派，也是學校裡的主流派，在對“保皇派”和“極左派”的兩面應戰中逐漸壯大。他跟著高年級同學學會了打靶和投彈，但作為兵團宣傳部的主筆，他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起草各種相當於“社論”級別的重要文章，還常常提著糨糊桶上街刷標語，操起鐵筆和鋼板刻寫蠟紙，編寫油印小報。他蠟紙刻寫技術越來越出色，不僅使油印小報十分美觀，廣獲讚譽，而且還能用蠟紙和紅油墨偽造公章，幾可亂真。憑著這種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學居然可以順利地到火車站取到內部專用票，到北京或廣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學校裡封閉多時的圖書館。這使他們可以擅自啟封，破窗而入，自由擇書，一袋袋地揹回寢室去飽讀。普希金、巴爾扎克、巴金、葉聖陶、傑克？倫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這時候進入韓少功的視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鐵托等，也常常成為學生們深夜爭論的話題。一個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厲害的時代，對於這些中學生來說卻是閱讀十分自由的時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這當然是一例奇怪的現象。父親之死也並未使韓家兄弟姐妹喪失精神的支撐，作為父親這個角色所具有的強大、堅定和明確的目標等屬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並不缺少。況且姐弟四人當時都是沒有世俗個人利益計較的烏托邦追求者。鬥爭如此火熱，前途如此光明，死一個人實在算不了什麼。何況所有紅衛兵戰友都認為韓家父親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將其視為“走資派”專制下的罪惡，這使韓少功倍覺溫暖，也在革命旗幟下看到了個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韓少功回家時經過一片街區，遇上了一場混亂槍戰。一粒黃｜色的子彈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鑽出了兩個洞，鮮血噴湧而出，把短褲和鞋子都浸透了。這是一顆極其膚淺甚至可以說是極其愚蠢的子彈，它留下的疤痕雖大卻不值得炫耀。扣扳機的人所瞄準的目標不是他，他也不是冒著這顆子彈的威脅去佔領某個高地。然而，這子彈的意義正在於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質——無辜。如果當年這顆子彈奪去了韓的生命，就不會有後來許多的事情，頂多只是留下一個無解的啞謎。不過那時的武鬥者並不特別下流，躲入民房的韓少功事後居然被他們找到，送入了醫院。他發現這個醫院已成了戰地專用醫院，一批批武鬥受傷者被送到這裡，其中有些重傷員是軍人用直升機從遠方送來的。醫生們在衝鋒槍和手槍的威逼之下做手術，一天要工作十多個小時。慰問傷員的文藝演出則在血跡零亂的病室裡進行。
架著柺杖的韓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問，收到了牛肉罐頭、水果和大紅花。使他震驚的是，一個個搶救無效的青年則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間。
“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思潮的泛濫，是一場民族的浩劫，這在史書上似乎已有定論。但它的發生絕非偶然，它對中國社會人心的影響是複雜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動了那麼多中國知識青年的心靈，使他們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紅衛兵”？極“左”路線絕非自“文革”開始，“文化大革命”激動人心的一個原因，是它以一個新的極“左”路線衝擊一種已成定局的極“左”路線，使人們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和各種被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