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裡，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的衣服。
白情有句話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麼，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緣故，有兩層：瞭解不了，抵擋不住。漂亮是誤人的淵藪，因為它是油滑浮淺漂流的根源。我平日想漂亮是糊塗的別名，時髦是發昏的綽號。【9】
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門後，第一篇觸及社會生活的評論性文章，內中透出其獨特的觀察力與鋒芒畢露的性格，也暗含著對民族精神的憂慮與傷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號發表後，曾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們的反感與抵制，認為傅醜化了上海人云雲。而此時的傅斯年已顧不得這些是是非非了。
經過四十幾天的顛簸動盪，輪船穿越地中海與直布羅陀海峽，終於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碼頭。傅斯年與俞平伯下得船來，於次日乘車趕赴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就讀。對於一路上所見到的海光山色，奇情異景，傅斯年在給好友徐彥之的一封信中不無得意地說道：“沿路四十日間，把幾個階級的文化，幾個最異樣的自然現象都經過了；幾千年的民族經歷都溫習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物件，也都有了。”【10】
歐洲行旅（4）
在學校選擇的問題上，傅斯年解釋了自己選擇倫敦大學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劍橋的原因，主要是官費不甚充足，而倫敦大學在學費和花銷上要比前兩校便宜許多。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剛進校兩個星期，一同前來的俞平伯便不辭而別。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動而專程來英留學的，如今突然離去，令傅斯年驚惶失措，急忙外出尋找。聽人說俞已趕往法國要乘船回國，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馬賽攔截，果然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一問方知，俞不是什麼神經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聞聽大怒，心想此事甚為荒唐，乃強壓怒氣苦苦勸說，讓其咬牙挺住，回英繼續學習。無奈俞平伯去意已決，死不回頭，傅斯年知道此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無可挽回，乃長嘆一聲，黯然作罷。後來傅在致胡適的信中頗有些垂頭喪氣地說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嘆。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11】
在這封信中，傅斯年告訴胡適“自己在北京大學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從此下決心跟隨倫敦大學著名教授史培曼（Spearman）學習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做一種真學問，不像有些留學生一樣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盜名，做回國升官發財之迷夢。對於這一取捨的最終結果如何，傅斯年心中並無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給徐彥之等幾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