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周禮》中存在著濃重的儒家思想，如《天官&；#8226；大宰》中說：“儒以道得民”；《地官&；#8226；大司徒》中說：要“聯師儒”，以“六德”、“六藝”教萬民；還有明顯的法家思想影響，如《秋官》中說：每年正月，要“布刑于邦國都鄙”；有“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所以，《周禮》的作者，應是近於法家的儒家，即荀卿或其弟子所編著。
其次，西漢劉歆偽書說。首倡此說者是南宋胡安國、胡宏父子，他們認為《周禮》公諸於世之時正是王莽謀篡之日，《周禮》以冢宰集權，託周公居攝時作，其政權機制洋洋大觀，正附合王莽的行事與要求。因此，《周禮》是劉歆為助成王莽篡位而處心積慮編造出來的偽書。
進一步坐實此說者，是清末的康有為。康有為在其《新學偽經考》中說：“《周官經》六篇，自西漢前未之見，其說與《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偽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群經，乃以證《周官》者。故歆之偽學，此書為首。”
說《周禮》全是劉歆偽著，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南宋經學家陳振孫在《直齋節錄解題》中說：“此書（周禮）多古文奇字。”近代學者顧實在《重考古今偽書考》中說：“殷周甲骨文、鐘鼎文與相證合。”
從陳、顧兩人的考證得出結論，《周禮》應是先秦古籍。
再次，非一時一人所著說。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中說：“《周禮》中所記制度，有不少互相牴牾的地方。如《地官&；#8226；小司徒》中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而《遂人》中卻說：‘十夫有溝，溝上有珍；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這如何能配得起來？此外，《春官》中有上帝高於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還有三皇五帝的史統，這些都是西漢時代熱烈討論的問題。”
鑑於此，顧頡剛得出結論：《周禮》“不成於一人，也不作於一時。”
這個論斷，看似折中公允，卻也遭到一些史學家的反對，認為《周禮》一書體系完密，不可能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續《秋官》，其主要輪廓應成於一人之手，他人只能作些小的訂補。
如此種種，聚訟千年，至今沒有定論。
二、天下大同的理想藍圖
《周禮》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地官司徒第二，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春官宗伯第三，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司馬第四，為政官，管理軍制、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秋官司寇第五，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等；冬官考工記第六，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
六官各以官制職掌聯絡各種制度，目的在於富國強兵，組織民戶，廣徵貢賦，充實府庫，為治理大一統國家而提供設計理想的藍圖。如對國家行政規劃的表述如下：
首先，國都地點的選擇。國都地點的選擇，要透過“土圭”確定。《春官&；#8226；大宗伯》中說：“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所謂“土圭”，即一種測日影長短的工具；“測土深”，即透過測量土圭顯示的日影長短，求得不東、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