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情報局解散，其情報人員和組織被分散到各個不同的反間諜機構。多諾萬向杜魯門建議組建一個新的——既在美國本土、也在國外發揮效力的情報機構。杜魯門吸取了珍珠港事件的教訓，接受了他的建議，然而只同意其在國外行使使命。1946年1月，美國中央情報組（CIG）成立。
次年7月，認識到地緣戰略發生的重大改變，美國國會透過國家安全法，重新編制軍隊、外交和情報機構。中央情報組（CIG）於是變成了中央情報局（CIA），負責在國外實施間諜和反間諜任務。美國本土則是聯邦調查局（FBI）及其強勢頭目J·埃德加·胡佛［5］的“獵場”。中情局被置於杜魯門直接領導之下，然而它很快就逃離了他的控制，就像它對待之後將近三十年間的所有杜魯門的繼任者一樣！
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國會從未對它施加過任何壓力。1949年，中情局甚至得到特權，可以不透露重要數字、關鍵人物細節、部分組織機構圖，以及……很多工內容！一直等到水門事件爆發，參議院、眾議院，還有總統才開始質詢情報機構的活動，並要他們提供明確細節，其中一小部分出現在後來的“傳家寶”裡。
冷戰的開始
1919—1921年間擔任美國司法部長的亞歷山大·米切爾·帕爾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 1872—1936）重提“紅色恐怖”的說法。這種恐懼最先與1917年十月革命結伴而生，自杜魯門時期的國際衝突中愈演愈烈，隨後在參議員朱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偏執症的推波助瀾下，紅色恐懼之火在整個50年代熊熊燃燒。它們指控一些社團從事犯罪活動，到處逮捕滲透進來的共產主義者，一直追到軍隊內部，欲將其連根剷除，好萊塢對這段歷史有過精彩的描述……
1948年連任總統的杜魯門堅信這樣的理念：對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實施財政和軍事上的援助。在歐洲，面對每個國家都必須選擇其政治陣營的日丹諾夫主義，美國隨即提出對戰後虛弱的歐洲國家實行經濟援助的馬歇爾計劃。在捷克斯洛伐克，當斯大林主義成為這個國家的主宰後，美國又支援“布拉格之春”行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幽靈遊蕩在西歐的夜空。兩大陣營形成，冷戰開始。
為了實施其遏制政策，杜魯門高唱著捍衛美利堅“國父”價值觀的口號，支援“拯救自由世界”行動的同時，也對幾乎處於秘密狀態下的其他行動給予十字軍東征般的大規模援助。為了將被魔鬼誘惑的羔羊重新引入正途，中情局“自然”成為聖靈荷槍實彈的捍衛者，棍棒落下之處，不會錯過任何目標。
黑手黨為歷史效勞
黑手黨（西西里語意為“大膽的，放肆的”）是對一般意義上的有組織犯罪的普遍說法。在願意與情報領域“手拉手”的黑手黨名單中，有一個西西里“小流亡者”的名字不斷出現：薩爾瓦多·盧卡尼亞（Salvatore Lucania），人稱“盧奇（lucky‘幸運的’）·盧西亞諾”。從某些方面來看，盧奇的確是“幸運”的。他從差點兒要了他命的火拼中活著出來，臉上留著刀疤，右眼也從此只能睜開一半。對於其他方面，只能說他是個不錯的玩家，正如他接下來所做的那樣，他深知騎上一匹好馬有多重要。
那時候，法國郵輪公司的驕傲——“諾曼底”大型郵輪正乖乖地呆在紐約88號碼頭上。自從1939年8月開始在這裡“政治避難”，它就再沒懸掛過自由法國的旗幟。1942年1月底，這個法國的自豪最終結束於美國當局對法國維希政權的宣戰，並被更名為“拉法耶特艦”，指派在大修後開始行駛運送官兵的使命。然而2月9日，一把焊接槍引燃了裝有救生衣的倉庫，大火在軍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