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天生的發明家大半使其工作成為遊戲。他決不會時時顧及經濟的目的，也不會刻刻慮到社會的迎拒。發明家的傳記，讀之令人驚異。他們所慘淡經營的事業，大半純然出諸發明的愉快，非受實際利害驅使的。這種遊戲能益助他天才的發展，使他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需要為發明之母，只是半面的真理。”謝循初譯：《心理學》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445—446頁。魯迅是主張人生要“留有餘地”的，在談到書的形式時，他表示：“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而較好的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如果“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就不免“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裡，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而且，“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華蓋集·忽然想到二》。魯迅的話小中見大，發人深思。這一點對藝術創作來說，尤其重要。盧梭的體會可以為證，他說過：“為麵包而寫作，不久就會窒息我的天才，毀滅我的才華。我的才華不在我的筆上，而在我的心裡，完全是由一種超逸而豪邁的運思方式產生出來的，也只有這種運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華發榮滋長。任何剛勁的東西，任何偉大的東西，都不會從一支惟利是圖的筆下產生出來。需求和貪慾也許會使我寫得快點，卻不能使我寫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慾望縱然沒有把我送進縱橫捭闔的小集團，也會使我儘量少說些真實有用的話，多說些譁眾取寵之詞，因而我就不能成為原來有可能成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個東塗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絕對不能。我開始感覺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個行業的時候才能保持……當一個人只為維持生計而運思的時候，他的思想就難以高尚。為了能夠和敢於說出偉大的真理，就絕對不能屈從於對成功的追求。”見《懺悔錄》第二卷第497—498頁。他表示他絕不需要靠人們的讚美來生活。馬思洛經過研究一些著名的藝術家、科學家的性格特徵後發現，這些人物常能體驗到某種神秘體驗，他們比一般人更傾向於純自然；他們具有創造精神和脫俗傾向；對人類有同情心，不以自我為注意焦點；能超然度外，甚至能過隱居和獨處生活；具有*的態度和價值標準等等。這進一步證明創造活動確實需要脫棄凡俗。
3 虛靜即脫俗（2）
這些論述，用不同的語言，從不同的角度，把我們要說的意思說清楚了。叔本華說天才就是純粹的客觀性。詹姆士說天才是用非常態的看法去知覺。愛因斯坦說進入客觀知覺。盧梭說超越而豪邁的運思方式。湯因比說超越於動物之上的對待宇宙的態度等等，都是我們所說的“虛靜”的內涵。中國的古代文論，特別是書論、畫論很強調脫俗，認為只有懷抱清曠，情興灑然，清純淡雅之際，才是進行創作的最佳狀態。唐太宗論筆法說：“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心神不正”、“志氣不和”就是未能脫俗。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說作書當“瑩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強調的也是排除雜念，清心寡慾。宋代畫家米友仁說：“畫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毛髮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趺，佛教之盤足坐法——引者注）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轉引自《美學散步》第62頁。
明李日華說：“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丘壑，日摹妙跡，到頭只與髹採圬墁之工爭巧拙於毫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