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鉅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狷狂】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梁漱溟說：“‘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人家問他：先生不害怕嗎？他說：怕什麼，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麼辦？
【愛國】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血案發生後，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會上公開宣言：“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他發表了《民盟秘書長的談話》，並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訊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此語一時為媒體廣泛飲用，成為痛斥蔣介石背信棄義的經典話語。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周恩來之請作發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發言重點談農民問題，要求對農民施“仁政”。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這篇發言卻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梁漱溟遭到痛斥，釀成“廷爭面折”的尷尬局面。
【新儒】
梁漱溟民國初年曾在同盟會同仁創辦的《民國報》當過編輯，做過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輯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後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梁便以“漱溟”為名。
梁漱溟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自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梁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親“是一秉性篤實底人，而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親影響，亦就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
梁漱溟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梁漱溟的處世原則：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梁漱溟的家訓：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