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只有他們兩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寫接我，卻沒有說可帶孩子。”書生氣的胡適讓機上所有名流、學者無不為之動容。
【新知】
胡適在1916年10月給陳獨秀的信中列舉了新文學的八條原則：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訊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7年，留學七年的胡適從美國回到國內，讓他吃驚的是，七年內竟沒有出版一本哲學方面的中文書籍。最後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國哲學史》，作者也只不過提出如此見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與天地合德”。胡氏說：“（過去七年來）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胡適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說儒》裡講：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胡適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汙、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傳道】
“中國哲學史”是北大的老課，胡適到北大之前由陳漢章講，陳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洪範》。胡適到北大後接任此課，一開始授課便新意迭出。當時的學生顧頡剛回憶：“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講義，開頭第一章是‘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