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知道國家需要糧食，去哪兒拿？
向農民要，向農民要稅，向農民要糧，而農民除了種地獲得的收入之外沒有別的收入。”
我們國內形勢的惡化，首先是由於農村形勢、農業狀況惡化的結果。
我們不應該視而不見除了一小部分貧農以外廣大的農村都在反對我們這一事實。
現在黨在糧食收購方面的問題提得太突然了，這會造成不良後果，因為農民對壓榨感到憤慨。
如果我們現在到各村去並且用各種收費如農業稅、保險金、貸款、股金等等去壓榨農民，那就是我們改變了以前的法令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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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看，這像是軍事共產主義，甚至還要糟糕，因為在和平環境下農民是不會接受這種急劇轉變的。
現在不是20年代，因此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威望會受到損害，事態會發展成公開的憤慨。
您認定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之上，因此，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將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使“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佈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要加速工業化，就亟需大量資金，資金從哪裡來――從廣大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中“擠”出來。
可是農民們又不願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願（或者強制無償收繳，或者按照遠低於其成本的價格徵繳）交出糧食，於是將農民們趕進集體農莊便是一條捷徑。
所以您要求開展“全盤集體化運動”。
與此同時，新經濟政策被徹底廢止。
然而，集體農莊在用強制手段確保高效收繳糧食的同時，卻扼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農民既無權決定自己的生產內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勞動成果的主人，這從根本上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
在蘇聯農村，這種危機就已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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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破壞生產工具、大肆盜竊集體農莊財產，任憑糧食黴爛在地裡也不去收割入倉，大幅度地削減播種面積，甚至爆發農民暴動。
僅1928年上半年我國各地就爆發了150多起農民騷動事件，1930年2月和3月共發生7576起農民騷動事件、3263起暗殺恐怖活動、2009起散發傳單事件，如此種種都是農村危機的表現。
在我看來，如果這種政策繼續延續下去，而不做改變的話，在我們內部將會爆發出新的**集團。
這種行為在許多人看來甚至不是反革命，甚至是正當的，他們還能得到許多人的支援。
這不是依靠國家政治安全域性就能鎮壓的下去的。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依然對你保持忠誠，但是我希望您能夠考慮我的意見，起碼對於農業集體化政策做出一些合適的修改。
——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