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19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著眼，把列？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於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老了，無復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 Grimm）博士。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在大學裡，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麼到家，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只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只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於以上四位，比如*文教授馮？素頓（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裡就不一一敘述了。
學習吐火羅文（1）
我在上面曾講到偶然性，我也經常想到偶然性。一個人一生中不能沒有偶然性，偶然效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
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我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什麼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後，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麼多課程，學了那麼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時候我覺得過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