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嘰裡呱啦地講了一陣，然後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語對赫舍說：“在這兒扔屍體倒挺不錯的。” 到了紐約，他們先住進離蘇爾曼大廈不遠的聖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們還記得，總看見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圍的街區轉悠，還看見他和嫻泰經常出入於高階餐館。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蓋林的名字搬入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伊琳·蘇爾曼的感覺沒錯，他一直在監視跟蹤老太太，還在筆記中詳細記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規律，何時起床，何時午睡，何時到何地散步，和什麼人透過電話，特別是，和誰提到過他，等等。 6月30日，肯尼化名安東尼·溫，打電話給會計師兼公證員�唐·�奧其，說他需要公證一份檔案，想出高價請唐跟他走一趟。還說是一位旅館經理向他推薦的唐，約唐先到那家旅館的前廳碰頭。肯尼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先觀察一下，看唐·奧其是不是一個人赴約。肯尼從旅館把唐帶到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昏暗的燈光下，唐看見一位紅棕色頭髮的老婦人坐在床上，她穿戴著睡衣睡帽，鼻樑上架一副紅框眼鏡。肯尼向他介紹說這就是本樓的業主蘇爾曼夫人。唐覺得她看上去比檔案上寫的82歲要年輕得多。 要公證的檔案是一份房產轉讓契約。業主伊琳·蘇爾曼將這棟至少值400萬美元的公寓樓作價39萬轉讓給大西洋有限集團公司。這是嫻泰“交換”計劃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嫻泰接下來應該再起草一份棄權契約，由大西洋集團公司將桑塔馬利亞產業轉讓給伊琳·蘇爾曼。39萬美元實際上是兩者的差價。 轉讓契約上伊琳·蘇爾曼的名字已經簽好了。唐·奧其要嫻泰裝扮的“伊琳”重新簽字，他解釋說他必須親眼目睹簽字方可蓋章。嫻泰猶豫了，說她還得再考慮一下。唐·奧其後來告訴警方：“她沒有任何證明身份的證件。她說她的駕駛執照和護照都丟了。”唐無法確認喬裝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嫻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溫先生”。 第二天，嫻泰冒名伊琳·蘇爾曼打電話給另一位公證員諾莉·斯韋尼，請她到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做公證。諾莉一進門就被那些精美的傢俱擺設和豪華的氣派所吸引，她後來承認，她並沒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簽了字。但是她記得那位擁著絨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嫻泰一樣。而真正的伊琳·蘇爾曼卻有一雙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嫻泰一邊打電話讓思坦利·帕得遜來紐約，一邊給肯尼開了一張購物單，其中列有注射器、醫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繩子、一條浴室用塑膠布簾等等。
謊言織就的夢（16）
和許多犯罪分子偏愛節假日一樣，嫻泰和肯尼把作案時間也挑在獨立節後的星期天。只是萬沒想到，他們也在這一天陰差陽錯地永遠失去了自由。 1998年7月5日，嫻泰和肯尼在紐約被捕時，警方只向他們出示了猶他州的通緝令。不過兩位凱梅斯的律師們卻不以為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這次規模不算小的聯合行動，僅是為了一張1萬多美元的支票。嫻泰估計自己大概一時半會兒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羅里達的那宗結夥搶劫案。於是在被收監的第一個晚上，嫻泰用她在獄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紙——衛生捲紙——給肯尼寫了一張字條。她將條子隨身帶著，伺機交給兒子。 自從7月7日凌晨那通電話把兩起各牽涉到一條人命的案子合二為一後，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試圖從嫻泰和肯尼的嘴裡掏出伊琳·蘇爾曼的下落。初次交鋒使老辣的偵探們明白了這對母子有多難對付，無論他們如何軟硬兼施都無法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嫻泰對幾乎所有問題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或“我現在無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計伊琳也許還活著，只是被綁架到了什麼地方。他們想方設法企圖打動嫻泰、肯尼的惻隱之心，幫助救出老太太，沒想到這兩個鐵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