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右派，我沒被劃上。我那個檢討是違心的，我不承認丁玲反黨，也不認為丁玲是個右派分子。但是，當時，我必須表這個態，必須和她劃清界線。所以，這次我來這裡開會，我就在想著一個問題，廈門大學開這個會議，原是我們文藝界拔亂反正應該做的一件事，但文藝界沒做，廈門大學做了。作為會議的參加者，作為丁玲的學生，我非常感謝廈門大學。我認為，從她的作品一直到她的為人，也有一個拔亂反正的問題，也應該有一個公正的評價。我認為，對一個人的看法，不能以人廢言或者以言廢人，我認為，對丁玲的作品也應該有一個公正的評價，看待一個人應該全面。我想，研究她的作品，應該研究她同黨的關係，就是要看一看她的《三八節有感》到《“七一”有感》，兩者相距約40年。在這40年當中，她經過褒，也遭到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被打成右派後就到北大荒去勞動，“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關進秦城監獄。我沒當過右派，但是我知道監獄的生活，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坐過五年監獄，所以我知道監獄的生活是怎麼回事。今天在座的恐怕也有當過右派的，知道當年右派過的是什麼生活。當年一被戴上“右派”這個帽子，一見到人，尤其是見到熟人，就要把頭低下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極少數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這個是“反革命”，那個是“特務”，彼此彼此，大家見了面就互相點一下頭。此時“反革命”多了，就不以為奇了。在1957年，若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上了，那個滋味，那種精神折磨是很難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而丁玲一戴就是20多年，受了這麼長時間的折磨，這麼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她對黨的感情並沒有變，她始終把黨當做自己的母親，她的這種感情是經歷過幾十年的嚴峻考驗的。
劉真：1956年，她被錯打成了“反黨集團”黑頭目以後，我去看望她，她像沒事一樣，給我講了安徒生童話中的“醜小鴨”。多少年後我才明白，儘管別人冤枉她，她一定還會飛起來，不管有多少磨難，她是打不倒的。沒有想到，她的道路是如此的艱險，1957年她又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時期又被關進了監獄好幾年。我十分想念她，掛念她，不斷地打聽她的訊息。在深沉的懷念和掛念中，一過就是二十多年。
1977年，我到長治去搜集彭總的故事，這時，丁玲同志還沒有平反，住在長治郊外40華里的嶂頭村；不經山西省委組織部批准，是不許人們去看望她的。長治市委對我特殊地開恩了，我說我去找她採訪彭總的事，市委派車把我送了去。司機向一個孩子打聽丁玲同志的住處，那個四五歲的男孩十分熱情，他說：“你們找老丁嗎？我知道，來，跟我來。”走到一個大門口，門關著，那男孩推開門，伸進小頭臉喊叫：“老丁！有人來找你哩，你聽見了嗎？”
這孩子的熱情和呼喊，使我明白了她和陳明同志跟人民群眾是什麼樣的關係了，立刻，我的兩眼湧滿了淚水。這是個星期天的上午，陳明同志到北京去要求平反了，只丁玲同志一人在家。她拉上窗簾，正在電視機旁站著找節目，這是一臺九寸的黑白小電視機。我進屋，身後跟著一個陪同我的，還有個司機。來得很突然，丁玲同志不知道這是什麼人來了，她在屋裡的昏暗中擺著手說：“我不認識你們，不認識。” 。 想看書來
永不消逝的活力（5）
是啊！20多年來，有多少不認識她的人批鬥她，揪她，推她，關她，所以她才有這樣的回答。我走到她的身邊悄悄說：“我是劉真。”她一把緊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