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於明崇禎三年（1630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順治時期舉人，出任過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任職十月即棄官家居。傳世著作《潛書》上下篇，《富民》一文選自《潛書》下篇上。作者在該文中指出人民之所以貧窮，國家之所以不得治，不是教育無功，而是貪官之害不除。直筆抨擊當時社會時弊，嘲諷官吏*之風盛行。他說“為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既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
在唐甄看來“天下之大害莫如貪”，官吏之貪有甚於執刃的盜賊。 “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以治國富民的關鍵在於整頓吏治，除天下貪官。唐甄在文中提出“蠹多則樹槀，癰肥則體敝”的觀點，只是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改良社會政治傾向，他並沒有找到什麼吏治有效措施。不過在文中作者為我們展示出一幅三百年前市井圖，倒引起我的注意和思索。
“今之為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優人之飾必數千金。金錢銀罌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計其數，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有為吏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賊之，鄉黨笑之，教子弟這戒之。”
這段文字，讀後使起我陷入久久的沉思。光陰荏苒，三百多年過去了。作者所描繪的一幅市井圖畫，與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當今社會慕官崇富的“民風民俗”沒有一點兒的變化啊！我們時常痛惜，在這個高速發展的資訊時代，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傳統東西將要流失殆盡。不曾想到竟有這部分最不該傳承的東西卻被我們完美的保留著。三百年前作者感嘆：“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他認為是不良的社會風氣造就了“貪之錮人心甚矣”原因。
回到今天現實生活中來，當自己看到周圍的人為了仕途、工作、就業找關係求人，為了孩子上學、入伍找關係求人，到醫院看病就醫業找關係求人。好像我們這個社會除了關係往以外什麼事都辦不成似的。求人嘛，自然就要送禮。你送，我送，大家都送。有錢人可大送特送，無錢人硬著頭皮，打腫臉充胖子也要送。這樣一來，社會的關係網越來越複雜，*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使得那些有點權，有點勢的人忘乎所以了。於是乎，你拿我拿大家都拿了。
筆者早就聽過一首順口溜：“反*猶如割韭菜，一茬更比一茬長得快。”那是為什麼呢？國家反*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問題又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因而出現了“天天反貪，天天打貪，貪官連連不斷”的怪現象。當然這裡面情況複雜，筆者在此也不可能道得明白。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那就是我們自己一邊在喊反*，痛恨*的同時，一邊是不是又在充當滋生*的土壤，不斷給它提供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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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曄不幸之亂談
范曄，南朝劉宋時期的大史學家，出身士族。《南史》記載他少好學，善文章，長於隸書，通曉音律，可謂才華橫溢。宋文帝初時出仕秘書承、新蔡太守、尚書吏部郎等職。後被彭城王劉義康看中，充其幕僚。因劉義康母死，其縱夜酣飲，以聽輓歌為樂，被貶為宣州太守。貶官後的范曄，鬱悶寡歡，逐留心史學，編著《後漢書》，九十篇。宋文帝憐惜其才，遷任左衛將軍，太子參事。掌管禁旅，參與機要。不久被廣州刺史孔默之的兒子孔熙先拉攏，參與弒文帝，擁立彭城劉義康為帝的密謀。政變未遂，事敗被告發處死。死時，四十八歲，其子範藹，年僅二十，受株連同時遇害。
范曄之死，令人痛惜。一代才子，是被人一步步拉下水後，又稀裡糊塗的走上斷頭臺，枉送了性命。范曄之不幸，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