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就會消失於流通中，不論曾經多麼出名，都會成為一堆故紙。
所以當年政事堂頒佈《綱目後，各家學派、各經義學家為了爭奪綱目教材的編撰可謂打破了頭，文史記曰“綱目爭鳴”，這是第二次百家爭鳴，但激烈程度、參與範圍之廣遠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百家爭鳴……最終出來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蕪存菁，淘汰陳腐。
各學派也在這次百家爭鳴中重新審視、詮釋自己的經義，更多回歸到經義創始人建立經義時的時代背景和當初目的，深深挖掘隱藏在文字之後的意義、內涵，更深入的“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章句為解，結合時代的變化，大唐的國情，帝國的需要。
而經義革新又引發了大唐諸子百家對學派思想的審視，衝撞，融合，從高宗四十二年到世宗十五年，持續二十三年，以道儒法墨為首的諸子百家都有了大變化，強國富民，文明道德，繁榮安定，和諧大同，這是不同學派共同的理念。唯有教育才能傳承理念和思想，諸子百家響應世宗皇帝的《興學詔，踴躍爭先投入興學中，或進入官學任教，或出資辦學，由此帶動了民間辦學的熱潮，各類夜塾學館技校都興起，國民教育全面推開，這就是世宗時期的“國民教育大時代”。
王叔文對國民教育充滿了感情，同樣，對建立國民教育的高宗和全面推行國民教育的世宗也充滿了感情，他認為這是比科舉更偉大的創舉。沒有國民教育，就沒有大唐騰飛的根基，也沒有他們這些眾多平民子弟“鯉魚躍龍門”的機會。
如果說科舉是為寒門子弟架了一座通天橋，那麼國民教育就是一個平臺，它不是通天路，但它更廣闊，起點也低得多，不需要平民子弟經過千軍萬馬的搏殺就能夠登上平臺，獲得知識改變貧窮和愚昧延續的命運。
王叔文就是百萬平民中改變命運的一員。
他姓王，但跟高門士族琅琊王氏沒有半分關係，是實在的寒門出身，祖上往上數三代，都是國民教育出來的普通士子；往上數到第四代，王家還是越州山陰縣的下等農戶，因為受惠於昭宗時期普及到亭的國民教育，王家的孩子才能完整讀完五年亭學，到下一代也即第三代，王叔文的曾祖父考上山陰縣的縣學，王家才有了第一位士籍。
如果沒有國民教育三年、五年、七年的免費教育和下戶助學補貼，他們王家不可能供出這麼多讀書人；而沒有國民教育的教學資源和質量，以他祖父和父親中人偏下的資質，按以前私塾的教學，就算有錢供出來也就是多讀幾年書，能不能考入州學都難說，更不可能做到州學博士和司業；他王叔文也不可能因為國民教育的體制考入太學，以甲等學業經部試錄官，二十年仕途累進，做到從四品上宗教司少卿，而他才四十歲，還有更錦繡的前程。
像王叔文家裡這樣的，只是大唐帝國持續兩百多年的國民教育的一個剪影。無數的剪影融匯成了大唐澎湃向前的血管動脈。
但帝國維持這樣的國民教育必定是巨大的投入，而國家財富的累積不可能一蹴而就，此長彼消，必定延滯其他方面的發展。王叔文曾在戶部任郎官，接觸到帝國預算和支出，就十分清楚了每年的教育經費是一個龐大到驚人的數目，其中免費教育經費和助學補貼就佔了很大份額，如果這些支出投入到軍器監和研究院這引起地方，帝國的軍事和技術可能會更上幾層樓。
王叔文看得清楚，在他之前，帝國高層早就看得清楚，這讓國民教育往縣以下推行以及免費教育年限的增加、增大國民教育權利等受到諸多阻撓，有來自世家的，也有來自從寒門轉為書香望族不再需要藉助國民教育之利的，都認為推行的步子不用這麼大，可以緩一緩、慢一慢。這些理由的確充分，也並不是全從私利出發，但朝廷仍然堅持了下去，這是王叔文洞悉這些詳情後更加感激的原因：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