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本身相當劇烈的損耗能夠被兜住。
有了民間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極低，讓明國的內耗極低，對外輻射的力量極其龐大。
在全新的集體經濟模式的催動下，明國的生產力幾乎達到了中古時代的頂峰，並且由於蒸汽機的出現，甚至有了向工業時代飛躍的可能性。
但是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一種特殊的有為狀態。
官方掌控幾乎全部的權力，而民間因為不斷的勝利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政策，習慣性的已經唯蘇詠霖為代表的大明國馬首是瞻，一個地方的一個政令釋出，民間會遵守，就能改變一切。
統治集團的內部規則能夠被較好的遵守、大家還心懷理想的時候，這種有為狀態是非常優越的。
這能夠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壯舉，並且還會對民生產生很多積極正面的作用。
但是蘇詠霖立足於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這個時間節點，已然發現了這一狀態的問題之所在。
其一，他毫無意外的發現了大明官員隊伍裡頭“揚權”思想的抬頭。
他發現不少官員揚權的慾望難以抑制，並且越來越膨脹，他們更加喜歡大家長大包大攬的角色和辦事方式，甚至不願意在內部搞民主集中，更別說聽取民眾的意見。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剛愎自用，固執地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眾，民眾只要聽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產生孩子就可以了。
大明國難道會害你們？
不存在的。
所以你們要聽命令，不能反對，只能遵守。
這種思想逐漸在明國中央和地方高層蔓延開來，勢頭比較猛烈，若不及時干預，會出大問題。
其二，大明的民眾其實挺累的。
雖然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積蓄越來越多，但是他們累，他們又要農耕，又要做工，又要做正常的工作，又要參加其他的活動，要識字，要學習思想理論。
過去的農民要做的事情他們都在做，過去的農民不需要做的事情他們也在做，所有的時間都被填滿了。
雖然建國這一代農民因為吃過封建王朝的苦所以不覺得現在苦，但是下一代人呢？
再下一代人呢？
他們會疲憊不堪的。
蘇詠霖透過財政部和農部的大量資料統計發現，當前的大明並沒有擺脫封建王朝農業為主的生產模式，主要經濟增長點依然在農業生產方面，不在其他方面。
工業和商業的產值對大明的總產值來說，只是添頭。
農民的生活越來越好、積蓄越來越多，本質上依然是王朝上升期所致，大量土地被分配給農民，單位生產效率提升，大量開墾荒地也增加了土地田畝數，糧食產量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而大明之所以看上去更好，是因為革命政策優勢，分配做得好，所以農民比王朝統治下的農民的生活要更好一些。
但是他們同樣不輕鬆。
所以本質上，大明的生產模式更加適配的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而不是憲政民主。
只是因為蘇詠霖這個大異類帶著一群小異類硬生生用爆棚的武德手搓真理，然後把時代強行往前拖，不讓它繼續慢慢磨洋工。
一旦這個異數消失了，時代會變。
至於變得更好還是更壞，蘇詠霖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所以在他還活著的時候，他決定一手強力推動科技發展，改變大明的生產現狀，一手開創從有為向無為狀態的切換。
大明國可以有儒家霸術模式，但是同樣不能沒有黃老模式。
可以有為，但也必須可以切換回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