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楓林同學還說泱泱大國華夏文明，但哪朝哪代不是統一賞罰、統一教化？目的何在？這些其實就是愚民，只讓民眾接受一種教育，就是表面實行的儒家學說，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接受統治者所承認的觀點，讓大家『民壹則農』，只會種田，這樣民眾就沒有思想，就會安分守己，不會威脅統治。這樣又回歸到我上面所說的個人沒有個性，只有社會的共性，因為全國除了農民沒有其他從業者了，大家都一樣，君王說什麼就是什麼，這就是萬眾一心，這必然會出現眾志成城，那麼這個『文明』到底是體現了誰的文明？」
趙楓林不再說話，馮喆緩和了口氣說：「統治者使用法家的這種混帳邏輯還很多，如主張剝奪私有資產，造成一個無恆產、無恆心的社會。殺掉出眾的人，剩下一幫傻子和無腦的人，這就好統治了，再有就是辱民、貧民、弱民。侮辱人民，讓人民變得很貧困，讓人民變得很愚弱，讓你一無所有隻能依賴於強權，不聽統治者的話就沒飯吃，沒活路，然後這樣有利於統治，他們就是要這麼折騰你，讓貧窮的人富起來，讓富的人窮下去，再讓富裕的人再次貧困下去，反反覆覆的讓你沒有安全感，沒有時間去思考，讓你忙於奔命，從而就不能對統治階級產生威脅。一個國家的老百姓沒有安全感，他就沒有一個定性，就沒有固定的品德，就沒有恆心。你沒有安全感，就要找一個外在的強權，一個『家長』去依附。所以，這就導致了體制的地位很高，人民在體制之外無所依存。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只好靠官來保護自己，民眾則希冀於清官的出現，寄希望於所謂的包拯海瑞來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脫離苦海。偶爾還有一些人比較強大、比較有思想的話，怎麼辦？要麼拉攏，要麼殺掉，所以我說中國傳統的專制社會裡表面上是儒家的仁義道德，而骨子裡卻是冷酷無情的愚民與殺戮。」
「這又回歸到了我說過的個性與共性上，國家的強大不在於武力的強大，不在於國家的公共設施有多強大，也不在於國家的經濟有多發達。國家的強大在於人們自身的強大，那麼個體的強大必然導致了共性的強大，但是共性在一定的時候排斥個體的脫離，這就是矛盾。」
「總而言之，在中國古代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裡面，以儒家為表面愚民而行使法家的思想體系，就是專制君主統治天下的核心。因此，什麼兼愛和清靜無為都是一種表象，這都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丟擲的迷惑人的招數，人們只知有君有家長而不知道法律，從何而談法治和行政？所以不要再總動不動就說我們是泱泱大國五千年文明，其實就是一個空殼，因此國人當自強，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清醒起來，自強自立。」
「法治之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民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以法治國不是說說那麼簡單，民不知有法而只知道有官，所以『行政權』這個詞語對於我這種基層工作人員而言，除了執行外，暫時沒有別的含義。這個話題還能闡述很多，我今天就說這些，很不全面，希望同學們能批評指正。」
馮喆說完，教室裡的人全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趙楓林也再無話說，正巧下課時間到了，常滿紅走了出去，阮煜豐一拍馮喆問：「說的讓我頭昏腦脹，你乾脆來黨校當老師得了，走，去哪搓一頓？」
「幹嘛？」
阮煜豐嘿嘿的一笑說：「沒事，高興，而高興，則是看到自己討厭的人吃癟時候的心情。」
馮喆不知道，王趁鈴將他剛剛說的那些話給錄了音。
到了這個週末的早上，青幹班的人都得知了一個訊息，嶺南日報發表了一篇馮喆的文章，而這篇文章是從嶺南城市晚報上轉載的《淺論新農村發展建設的若干問題和思考》。
第330章 人生時好時壞，但我一直在路上（一）
自從和柴可靜之間的誤會消除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