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的內容，不過。」馮喆笑笑對著常滿紅說：「今天是常教授的課，談論百家爭鳴或者別的，不太合適吧？」
「沒關係，理不辨不明、事不鑒不清，法律本來就是一個涵蓋很廣泛的範疇，你們所說的諸子百家其實就是我國的法律思想在歷史各個時期的演變，這對於學員們瞭解並增進對『行政』的理解有很大好處。但講無妨。」
作為法律系的畢業生，馮喆所知道的趙楓林也應該知道，除非老師講課的時候哪個人去睡覺了而且事後也沒再鞏固課本，或者有某個人在後來還涉獵了很多其他的知識，因此對於馮喆和趙楓林的一問一答，知曉他們一些情況的學員都有些意外，這些人就包括了阮煜豐、焦海燕和王趁鈴，不過事實上學業的好壞不能等同於工作能力的高下，位置的高低更和素質不相對等。
辯論到了現在，孰強孰弱已經顯而易見，拋開了趙楓林父親的因素，其他人更願意相信馮喆和趙楓林差著一個級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個人機遇和機緣巧合，而不是其他。
「古來統治者具以儒家為形而法家為實，這就是所有癥結的核心，就是說統治者要求人民仁愛親親尊尊而自己殺伐果斷，要百姓聽話服從禮儀，自己卻窮奢極欲為所欲為，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書·去強》裡面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讓善民去治那些奸民，那國家肯定會亂的，國家一定會削弱的。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讓奸民去治善良的民，國家一定會強大，這就是要君王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如果當官的都是奸民，善良的人怎麼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但是這就是統治者秘而不宣的一個治世方式。還有，《商君書》裡面還說『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就是要求在國家裡面，只要一種人，一種刑法一種信仰，除了這之外，其他的必須透過政策，使其走投無路，讓他改行，讓他變成這種人。如果他不能變成這種人，等待他的就是監獄、就是殺頭。而國家只要哪一種民呢？就是那種平時要為國家生產，打仗的時候為國家當炮灰的人！我們現在以後來人旁觀者的角度想想，自秦漢以來，尤其從漢武帝和董仲舒開始，老百姓是不是在禮義廉恥信的教誨下卻被封建統治者這樣矇蔽的？所以，歷來國家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恰恰相反，人民是為國家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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