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眾兩院更是怒不可遏，將其視為對國會權威最嚴重、最惡劣的挑釁，責令大總統袁世凱與內閣總理趙秉鈞限期查辦此案，給國會和全國民眾一個交代。正在日本考察鐵路的孫中山聽聞訊息也極為悲痛，立即由長崎致電國民黨北京本部和上海交通部，令黨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兇犯，以謀昭雪。至於他為何只致電黨內，而不致電大總統府、國務院和議會，箇中原委就很值得玩味了。
蹊蹺的是，就在趙秉鈞為破案焦頭爛額之際，兩名兇手先後在天津日租界和上海被擒獲，供詞矛頭直指袁世凱、孫元起二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捕的是名青年，據信是經世大學在校生、新中國黨黨員，聲稱為掃除新中國黨執政障礙、報答孫先生的厚恩大德，所以才秘密聯絡同志之士聯手槍殺宋教仁。孫元起倒是很想去天津看看這名學生，結果還沒動身，該名學生便死在監獄中。報紙上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說是畏罪自殺，有人說是嚴刑逼供傷重而死，還有人猜測是孫元起殺人滅口。
而在上海被拿獲的則是北洋出身的老兵油子，前不久剛剛被裁撤出軍隊。他參與謀殺宋教仁是因為宋教仁密謀策劃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所以他想為四萬萬同胞除去此元兇大憝。隨著審問的一步步深入，他與總理秘書洪述祖商議刺殺宋教仁的來往函電也逐漸浮出水面。
很快，兩名兇手的供詞以及與洪述祖之間來往函電作為案件主要證據，被分別發給大總統府、參眾兩院、國務院、各省都督、民政長以及各大報館。國民黨報紙是全文刊登，而新中國黨和北洋系媒體則是極力闢謠，並進而指出宋教仁遇害是國民黨內訌，死於自相殘殺，這些證據純屬捏造，目的是想栽贓陷害。對此全國民眾的反應是，如果證據屬實，那麼趙秉鈞乃至袁世凱都難脫干係；至於孫元起，應該不會參與到這件事中，即便那名學生真的是兇手，那也是個人行為，和孫元起無關。
或許，這就是好名聲的益處吧？
證據公佈後，孫中山馬上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迅速返回上海，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召開會議，極力主張以武力討伐北方，為宋教仁報仇雪恨；並把袁世凱善後大借款理解為意在擴大北洋軍隊，企圖以武力解決南方革命勢力。國民黨應該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先發制人。
但國民黨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比如黃興就傾向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在他看來，以現在國民黨手中掌握的武力，北伐根本毫無勝算。現在國會正在召開，宋案的證據又在我們手中，如果真要想為宋教仁報仇雪恨，那就攜帶證據北上在國會中彈劾趙秉鈞乃至袁世凱，豈不事半功倍，更加穩妥？
當然，以黃興為首的法制派和以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為中心的政黨政治派因為主張以法律手段解決問題，被居正、馬君武、李烈鈞等人毫不留情面地冠上了“親袁派”的罪名，並加以嚴厲批判，甚至威脅開除黨籍！
至於內閣總理趙秉鈞，被潑上汙水之後，不得不發表通電為自己辯白。可惜收效甚微。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他不得不向袁世凱提交了辭呈。
聽說趙秉鈞提交了辭呈，孫元起反而忐忑起來：這三件事攪和在一起，完全就是政府軍事、財政、政治全面崩盤的節奏！如果袁世凱批准趙秉鈞辭職，提名自己擔任總理的話，自己能應付得了這麼複雜的局面嗎？（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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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八、逢時長揖便論兵
事情發展就像墨菲定理所說的那樣：如果你擔心某種情況發生，那麼它就更有可能發生。
就在孫元起忐忑不已的時候，袁世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批准了趙秉鈞的辭呈，然後迅速提名孫元起為內閣總理。國會也一改以往拖沓的節奏，三兩日工夫便高票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