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不慎就會動搖國家根本，大總統對此一直非常掛念。如果此事能夠儘快了結，不僅有益於國家民族。也能讓大總統早日安心，諸位自然功勞不淺！”
劉成禺突然發問：“說到張春山一案。在下倒有個疑問，軍政執法處槍決張春山的軍令據悉是出自大總統府和陸軍部。在下斗膽問一句，大總統府簽署軍令時究竟有何證據？”
梁士詒答道：“我們是根據黎副總統的密電。”
劉成禺又問：“黎副總統的密電在法律上只相當於訴訟狀，為何不等張春山辯解，便匆忙簽署軍令加以殺害？其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梁士詒道：“張春山是軍人，隨身攜帶槍械，黨羽密佈湖北，逮捕處決所履行的手續自然要和普通國民不同。”
張伯烈插話道：“如果張某沒有記錯的話，黎副總統的來電中明確指出張春山是小學教員（黎元洪密電中有‘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贊同革命，起義以後充當軍務司副長’的字句），而且張春山第一次入京後被大總統任命為蒙古屯墾使，可知他並非軍人。何況逮捕張春山之日並非軍事戒嚴之時，怎麼能夠適用軍令呢？”
梁士詒望了望袁世凱，沒有回答張伯烈的問題。
劉成禺又追問道：“大總統，當日殺害張春山到底有何證據？難道就僅憑黎副總統的一紙電文？”
袁世凱只好自己回答道：“張春山的罪證不日即可由湖北寄到北京，還請劉參議員稍安勿躁。”
劉成禺道：“照大總統這麼說，殺害張春山時大總統府、陸軍部並沒有見到證據嘍？事情已經過去這麼久，張春山早已魂歸黃泉，證據才從湖北姍姍寄來，安知這些證據不是事後捏造的？反正現在也是死無對證！即便將來發現證據是假，死者也不能復生，又於事何補？”
梁士詒答道：“雖然當時我們沒有見到證據，不過根據黎副總統的來電，張振武的十大罪狀已經可以粗見端略。”
張伯烈大聲說道：“黎副總統給張春山扣上的十大罪狀全系誣陷捏造，即便果有其事，也罪不至死！比如怙權結黨。張春山位不過湖北軍政府軍令司副司長、蒙古屯墾使，有何權力可以憑恃？而且依照《臨時約法》，凡我國民皆有集會結黨之自由，張春山自然也有這種權利，何罪之有？黎副總統身任共和黨之理事長、孫總長擔任新中國黨之委員長，若是怙權結黨為罪，則此二人是罪大惡極矣！
“又如私立軍團。張春山不過為了維護湖北大局穩定，收容裁撤軍人，成立湖北將校團。試問去年起義之時，各省敢死隊、鐵血團、北伐隊等不一而足，哪一個不是私立？哪一個經過軍政府立案批准？如果私立軍團其罪至死，則天下革命將士殺不勝殺、死無噍類矣！
“又如蠱惑軍士，謀圖不軌。張春山起義後便已辭去軍令司副司長一職，改任都督府高等顧問。他對各營兵士既然沒有統帶之權，怎麼會有蠱惑之術？武昌少數軍人因裁撤發生動亂，意在劫財，此時張春山遠在滬上，聽說武昌發生動亂，立即四下奔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才沒有釀成巨禍。何來謀圖不軌之說？
“又如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湖北自光復以後秩序井然，各府縣地面上並沒有所謂的土匪，怎麼能談上與土匪勾結呢？張春山在湖北倡言革命、捨生忘死，對於滿清政府而言誠屬破壞，對於民國政府來說則是締造。而且北上之後，他宴請各黨賢傑，消除黨見，其維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聞、有目共睹。不知黎副總統密電中所說的‘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到底是指什麼事情？
“再如夥串報紙，大肆鼓吹。誠然，張春山曾創辦《震旦日報》，但言論自由，《臨時約法》已有明文規定；報紙上刊登批評揄揚文字，只要不是無中生有、汙言構陷，同樣合乎法律規定。試問大總統、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