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鉅額貿易順差；於是，由此產生了貿易摩擦而宣告這種模式本身的不可持續！這樣，GDP主義又催使投資轉向了國內的基礎建設上。國內投資又大致按照兩個方向轟然前進，其一是相當於消費的房地產業，其一是相當於再投資的“鐵公機”。
如果把這樣的利用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持續創造GDP神話的模式，看成是中國經濟轉型期的過渡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可取嗎？我們不妨在消費和投資、投資和儲蓄的關係中去探求答案。
例如：某人甲掙了工資100元，其中50元用於消費，另外50元用於儲蓄（預期第二年本息變為55元）。假設第二年甲的工資還是100元，加上投資獲利5元，甲的實際收入變成了105元，似乎增加了。但問題出現了，由於通貨膨脹而貨幣的購買力貶值，甲要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50元不夠了，可能要55元也可能是60元（視通貨膨脹啊，中國當前的情況按60元吧）。甲感到自己的50元儲蓄已經“縮水”，於是甲毅然地將儲蓄取出來，扣除消費的60元，手頭上有了95元，甲就用這95元去炒股——投資了。
所以，消費、儲蓄和投資要受到實際利率這個因素控制！這種貨幣的數量在消費、儲蓄和投資之間的流動就相當於所謂的資源配置。
換成國家的角度來看資源配置可就是非常複雜的大課題了，觀察“國家的資源配置”這個龐然大物自然就會有很多視角，不同的立場。
高儲蓄率形成之迷
過去30年，中國的人口數量在提高（能持續至2015年），贍養比例一直在降低；還有城市化、工業化和市場化改革推動的國民收入大幅提高……當然，主流經濟學提得更多的如二次分配中社保體系缺失，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義務事實上的缺失，社會沒有建立一張“安全網”，從而約束了家庭的消費慾望，導致了高儲蓄率。 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基本規律，現階段中國家庭的高儲蓄基本也是符合這一規律的。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中的發言，中國的儲蓄率從1992年的％，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不到20年上升了15個百分點。與亞洲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相比有很大差別。和中國同樣缺乏完善的社保體系的印度，家庭儲蓄率是22％；日本在進入老年化前，家庭儲蓄率也只有15％~20％。在2009年因受金融危機影響而上升的美國家庭儲蓄率也不到8％。
整體而言，亞洲國家的儲蓄率均較高，而歐美髮達國家的儲蓄率則處於較低水平。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人民有節儉的傳統，比歐美髮達國家更懂得節省，這似乎已經成為大眾的常識。但是，我們真的是願意多儲蓄嗎？我們的儲蓄率真有看起來的那麼高嗎？
5。1 高儲蓄率的原罪（2）
簡單看儲蓄率意義並不是很大，更合理的應該將儲蓄，養老，醫療等綜合起來比較。資料顯示，亞洲國家民眾中獲得強制性養老保障的比例不足20％，要遠低於世界經合組織（OECD）國家70％的平均水平。同樣，亞洲國家的民眾自身要承擔更多的醫療費用。舉個例子，當前美國醫療方面的支出佔GDP的比重為％，而中國多年來在公共醫療上的投入不足GDP的1％。
瑞銀的研究表明，亞洲國家表面儲蓄率平均水平的確接近OECD國家平均值的兩倍多，但如果將家庭儲蓄，養老金、醫療保險合起來作一個綜合衡量，亞洲國家的整體儲蓄率甚至要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這個角度開出的“治療高儲蓄率”的藥方，主要集中在二次分配領域上，比如大規模投入資金完善城鄉醫保體系；降低各類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並簡化稅率檔次；需要改善稅收體系，增加對高收入群體課稅；大幅度提高國企分紅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