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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假設和論證等方式來探索、發現和了解宇宙、人和現實的本質。這裡‘推測小說’旨在說明利用傳統‘科學方法’(觀察、假設、實驗)的方式,檢驗某種假想的現實,將想像的一系列變化引入共同的已知事實的背景,從而創造出一種環境,使人物的反應和觀察揭示出有關發明的意義。”

前面這些早期的定義都強調“科學”或至少科學方法是科幻小說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但在麥里爾的定義裡,透過將重點從科學轉向推測,明顯擴大了科幻小說的範圍,因為它可以包括描寫社會變化而不必讚揚科學發展的作品。

實際上,這種小說在50~60年代非常流行,而且進一步引起了科幻小說的發展變化。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量描寫未來,使人們從未來反觀現實,給作者和讀者以更大的思想自由。它們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作品明顯不同,因為後者主要透過空間將小說的背景置於超常的世界。

60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思想,重新強調科幻小說是一種全球性的文學,其根源在於19世紀,而不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由美國雜誌培育出來的一種文類。這無疑是對科幻小說一種視角更廣的看法,但它不再強調科學技術的因素,甚至對“科幻小說”這一文類術語也提出批評。

英國著名科幻作家布賴恩·奧爾迪斯指出:“科幻小說不是為科學家寫的,就像鬼怪小說不是為鬼怪寫的一樣。J.G.巴拉德1969年評論說:“那種認為《驚奇故事》這樣的雜誌與科學相關的看法荒誕至極。你只需隨便撿起一本《自然》雜誌或任何一種科學雜誌,你就可以看出科學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奧爾迪斯還在他的《萬億年的狂歡》(1973年初版,1986年修訂再版)裡提出一種帶有哲學意味的看法:“科幻小說力求說明宇宙裡的人和人的地位,而宇宙處於我們發達但混亂的知識(科學)狀態,因此科幻小說以哥特或後哥特的方式鑄成。”透過將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1818)視為這一傳統的源頭,奧爾迪斯有效地論證了科幻小說何以是19世紀工業和科學革命的產物。

70年代,隨著大學開設科幻課程,學術界對科幻小說的興趣也高漲起來,出現了更嚴格的形式的界定。因為若要教一門課程,你必須知道這門課究竟是什麼;而就科幻小說而言,由於它常常被模糊地列入奇幻小說、後現代小說、寓言小說、科技驚險小說、科學發明小說以及烏托邦小說,所以還需要了解它究竟不是什麼。因此在學術界定裡,人們特別強調要嚴格劃清科幻小說的界限,不僅考慮它的文學策略,而且也考慮它的觀念內容,有時還運用在文學批評中發展起來的一些詞語,如結構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批評詞語。

1972年,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達科·蘇文把科幻小說解釋為“一種文學型別,其必要和充分的條件是陌生化和認識的相互作用,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種想像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經驗環境”。蘇文用“認識”表示對理性理解的追求,而“陌生化”則表示布萊希特的概念:“一種陌生化的表現可以使人認識它的主體,但同時又使它顯得陌生。”蘇文的定義引起了不少爭論,但他用想像的框架表示小說虛構世界,用經驗環境表示外在真實世界的做法,對理解科幻小說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70年代以後,由於高科技生產方式帶來的社會變化,對科幻小說又出現了各種新的解釋。羅伯特·斯科勒斯認為,“科幻小說提供一個明顯與我們已知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然而又以某種認識的方式返回來面對那個已知的世界。”他以“結構的寓言”代替“推測小說”,認為宇宙是一個系統的系統,一個結構的結構,對過去一個世紀科學的洞察應作為小說的出發點。

結構的寓言以一種虛構小說的方式對人類的處境進行探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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