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裁”方案其實有些類似於後世的“末位淘汰”和“競聘上崗”的意思在裡面，應該說是一個目前切實可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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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三）給梁才子“上課”
李鴻章的“並裁”方案經過樞臣們長時間的討論，雖然剛毅、徐桐等守舊大臣及滿族權貴還是表示反對，但最終在恭親王奕的協調下得以透過，光緒皇帝后來正式下詔，以李鴻章的“並裁”方案實施，康有為弄的這個軒然大波總算有驚無險的就這麼“揭”過去了。
康有為惹了這麼大的亂子，讓李鴻章給平息掉了，但這仍然沒有改變康有為對李鴻章的成見，甚至徐世昌和康有為說了孫綱在朝鮮所採取行動的苦衷後（這個徐大翰林還真是個講信用的人），康有為也沒有改變對孫綱的看法，說孫綱“巧言強辯，混淆視聽”，而且當梁啟超表示想去見一見這位“斐聲海內”的“少年能臣”時，康有為居然勃然大怒，身為學生的梁啟超對老師敬畏慣了，嚇得大氣不敢出一聲，但他看過孫綱給光緒皇帝寫的那個“海權論”《大綱》，堅信孫綱不是象康有為想的那樣，正好孫文來了，因為孫文也是廣東人，他和孫文“一見如故”，談得極是投機，知道孫文和孫綱的關係後，“求為引見”，孫文慨然答應，就把梁啟超給領來了，梁啟超正愁自己的官話說得不好，恐怕和孫綱溝通困難，還在那裡忐忑，卻沒有想到孫綱居然先來了。
“吾師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說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認錯）。”梁啟超對孫綱說道，“對大人或有不當之見，還請大人不要見怪。”
“那倒不算什麼。”孫綱笑著說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這樣了。”
梁啟超聽了也是一臉苦笑，但康有為畢竟是他地老師，在這個“天地君親師”為大的時代，作為學生的梁啟超，也是無能為力地。
兩人一談之下，頗有相見恨晚之意，孫綱和梁啟超就“變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看法。孫綱告訴梁啟超，“法”的確該變，這一點沒有錯，但不能這麼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應該下猛藥，藥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話，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樣的結果又有什麼用呢？
孫綱對目前“變法”的看法是。中國當前極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發展綜合國力，舊法當變，也確實是刻不容緩，就象康有為和梁啟超一貫主張地那樣，應該“開啟民智”，喚醒民眾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改變中國“暮氣沉沉”的現狀。
但開啟民智光興辦學堂其實是很不夠的，最主要的一點康有為和梁啟超及眾多的維新人士其實都沒有想到，可對從後世穿越過來的孫綱來說。這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孫綱提出來的就是，開放輿論。
大清王朝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壁壘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不光平頭百姓不能隨便上書言事。連品級較低地官員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無以通上，上情亦不能達下”的局面，也使得民眾的思想被禁錮，這才是造成中國目前“萬馬齊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的整個國家官僚機構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它沒有民間輿論的監督和制約，雖然設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對各級官員的行為進行糾察監督和批評，而且監督和批評還常常發生作用。但實際上這個“國家監察機構”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體系內當中的一員。根本不可能做到在“體制內”實行完全意義上的監督，歷史表明。能夠作到真正地監督的力量只能來自於民間輿論。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還是一個封建**國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民間輿論（西方的德國和俄國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