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陷入僵局。李悝深知，欲振國勢，非大破大立不可。於是，他宵衣旰食，殫精竭慮，在廣泛考察魏國國情、民情之後，一部系統完備、影響深遠的法典——《法經》應運而生。
《法經》共分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六大篇章，仿若一張嚴密的法治之網，事無鉅細地規範著社會永珍。盜法，嚴懲盜竊財物之徒，護百姓私產，使市井之間盜賊斂跡；賊法，著重打擊殺人越貨、謀反叛逆等重罪，維社稷安穩，令宵小之輩不敢輕舉妄動；囚法、捕法，精細規範囚禁、抓捕罪犯流程，確保律法執行公正高效，讓違法者無處遁形；雜法，涵蓋諸多社會亂象懲處，如欺詐、賭博、淫亂等，淨化社會風氣，使民俗歸正；具法，則猶如一部律法總則，依據不同犯罪情節、性質，靈活量刑，確保刑罰得當，不偏不倚。《法經》一經頒佈施行，魏國上下，仿若被一道嚴明的法治之光所籠罩，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分守己，社會秩序井然，為魏國的後續發展築牢了根基。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之於國家，猶如命脈之於身軀，重要性不言而喻。李悝目光如炬，深知欲富國，必先強農。於是，他大力推行“盡地力之教”。他不辭辛勞，親率一眾官吏、農官，足跡踏遍魏國山川田野，依據各地土壤肥沃貧瘠、水源遠近多寡等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悉心指導農民種植作物。於肥沃之地，勸勉多種五穀，精耕細作，力求高產；於貧瘠之所，則倡導種植耐旱、耐瘠作物，充分挖掘土地潛力。
為防穀賤傷農、谷貴傷民，李悝又獨具匠心地創立了“平糴之法”。每至豐年，糧食產量大增，市場糧價恐跌，官府便依平價大量收購餘糧，囤於倉廩；待到災年，糧食歉收，物價飛漲之際，官府則開倉放糧，平價售予百姓，平抑物價。如此雙管齊下，魏國農業生產蒸蒸日上，百姓安居樂業，倉廩充實，為國家的軍事征伐、文化昌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漢書·食貨志》有載：“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謹則畝損亦三升。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此古籍記載，恰為李悝“盡地力之教”成效之有力佐證。
亂世之中，軍事力量猶如一國之脊樑，唯有強軍，方能禦敵，方能開疆。魏文侯慧眼獨具，在一眾武人之中，相中了吳起與樂羊兩位不世出的軍事奇才。
吳起，這位在兵法韜略上造詣極深、近乎傳奇的將領，初入魏國時，卻因殺妻求將一事，備受爭議與詬病。彼時，流言蜚語仿若陰霾籠罩，眾人皆對其側目。然而，魏文侯並未被世俗的流言蜚語所矇蔽，他透過表象，看到了吳起那卓越超群的軍事才能，毅然決然地對其委以重任。吳起感念魏文侯的知遇之恩，自此肝腦塗地，在所不辭。
他受命在西河之地，精心訓練出一支精銳無雙的勁旅——魏武卒。魏武卒的選拔標準，嚴苛至極。參選之士，需身著全副甲冑，揹負強弩長箭五十支，手持戈矛劍戟等長短兵器，攜帶三日口糧，且須在半日之內，疾行百里路程。如此高強度的選拔，確保了入選者皆體魄強健、耐力驚人。而這些精銳之士，在吳起的嚴苛訓練下，更是精通各種戰術陣法，無論衝鋒陷陣、攻堅守城，皆無往不利。
在與秦國的屢次交鋒中，吳起率領魏武卒，屢建奇功，威震敵膽。陰晉之戰，五萬魏武卒對陣五十萬秦軍，兵力懸殊，仿若螳臂當車。然吳起毫無懼色，他巧用謀略，充分利用魏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之優勢，靈活指揮部隊分進合擊。魏武卒們仿若猛虎下山，以一當十，衝鋒陷陣，殺得秦軍丟盔棄甲，大敗而逃。《吳子·勵士》中記載：“於是武侯在庭，設坐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武侯曰：‘今日廟廷設坐，為誰？’夫曰：‘為子起。’武侯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