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地出現了不少“閒民”和眾多改業的現象。＇11＇與清初以墾荒為主的移民頗有不同，投入的生產也從一般農業轉入經濟作物或工礦業。清人朱澤澐說：
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三代聖王，位閒民有地，教閒民有法，……（今州縣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業，教之以浚畎澮，教之以遠服賈，……＇12＇
這些表明，工礦業的興起是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之後的一個自然發展趨勢。特別是南方一些省份，本來“生業甚少”，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餘，只能向工礦業去謀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說：“總之天地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13＇乾隆三年上諭：“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樂業為安靖，豈可圖便偷安，置朝廷重務於膜外，而謂之安靖耶”？＇14＇已把礦政與前述農政、糧政諸方面的努力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當時“養民”的一個重大措施。
不過，有關經濟政策的這些情況，在當時的外國觀察者，——無論是朝鮮李朝，還是西洋傳教士，——那裡似乎都沒有什麼反應。這是為什麼？它們難道並不重要，在三百年後，卻一一顯現出了特有的價值？＇15＇也許，是因為那些外國人有他們自己的觀察重點，或是我們見識不及吧。
如根據早一時期的傳教士報告（集中體現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裡），法國重農派學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結論：康熙和他的繼承者雍正皇帝，制訂了一些很有利的規章以激發農耕者的競爭。極為罕見的，魁奈還為中國的人口眾多辯護：財富成倍地增長，自然導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寫下了這句格言：“但願人們重視人口的增長，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還注意到，在中國，所有權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僱工與佃農，都受到法律的保護。正是這些，保證了它的持續性。＇16＇
而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來，中國雖然存在著人口問題，但“我認為中國提供了足夠其所有居民們生活的糧食”。這是因為，雖然中國絕對沒有如同歐洲那樣的戰爭，也沒有瘟疫，更沒有流行病，但正“是饑荒使中國擁有的巨大數額的人口每隔一段時間大大減小其密度，那麼中國很難和平地生存下來”，這比馬爾薩斯大約早了半個世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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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羅代爾也說，在有關問題上，他毫不後悔使用“工業”一詞，而不說“前工業”活動，《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譯本），第二卷，頁311；按，《周禮》所謂四職兼修，三農九穀之外，園圃、虞衡、藪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屬於農業範圍。如“藪牧”是指畜牧；所謂“山澤之利”，是指金玉銅鐵等礦冶、齒牙革角竹木等手工業原料的發掘，以及鹽業等。
＇2＇ 如“藪牧”是指畜牧業；所謂“山澤之利”，是指金玉銅鐵等礦冶、齒牙革角竹木等手工業原料的發掘，以及鹽業等；即令是“園圃”，也不歸小農所有和經營。
＇3＇ 據國外學者研究，世界先進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早期工業化階段”。其特點就是農村家庭手工業並未脫離農業，且大多與紡織業有關；其中商業性手工業生產的收入已經超過農業收入，家庭手工業由原來的農家副業的變成了主業。這也被稱為“原始工業化”，雖然並不能必然導致近代工業化的出現，但已構成了它的一個先行階段；美國學者諾斯（North）也說：“工業革命並非與我們有時所認為的那種與過去根本決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漸進性變化的積累”，它經歷過一個“農村家庭工業時期”，參見李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