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以為，“*”應該對這種非生命狀態構成一個較大的刺激，“*”的結束，應該成為我們生命覺醒和個性生成的契機。20年過去了，我們不得不承認，事實還並不是這樣。給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龍鍾老人痛定思痛的幾聲呻喚（指巴金《隨想錄》），其他老人則是在忙於控訴（而不是反思或懺悔），或忙於官復原職。年輕一點的則是忙於成名成家。一些較認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經驗材料，然後就不知去向了，他們沒有興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義的發掘，更沒有興趣去作精神上的擔當。
“*”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徹底地摧毀人性尊嚴。我認為，新時期文學本來應該在尊嚴問題上多做一點文章，這既可以為中國文學找到一個高起點，又可以促進精神的覺醒。然而，“*”以後的中國作家沒有走這條路。30年前，蘇聯的中學教師索爾仁尼琴在無可搖撼的專制環境中寫出了長篇小說《癌病房》，僅僅寫到幾十頁時，就鮮明地凸現出了人性尊嚴的主題。實際上，19世紀俄國文學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奧秘，就是他們致力於尋找和捍衛人性尊嚴。可是，在中國新時期文學發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湧現，文學書刊成車成車地發行，人的尊嚴問題卻沒有成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點，也沒有成為文學合唱中的一個聲部。大家不約而同地漠視它，遺忘它，無論是學貫中西的那一代人，還是“鬥爭哲學”哺育起來的那一代人，還是後來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化薰陶的那一代人。
也許某個細心的讀者可以指出，某幾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嚴的痕跡，然而我所期待的遠不只是這些。一兩位先知的孤獨吶喊或輕吟淺唱不能代表時代覺醒。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張揚個性，尋找尊嚴，應該成為後“*”時代的文化主題和文學主題。我們本來應該有一個聲勢浩大的文化思潮，將個性主義和人性尊嚴這艘雙體船推向歷史的海面，並讓每個個人都成為這艘船的高貴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們沒有這樣的思潮。
張揚個性和捍衛尊嚴本來不應該成為思潮，因為它不只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主題，而是貫穿於一切時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這樣的思潮，只是為了借思潮的聲勢，來掃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東西，為這種新的文化精神開闢出一條道路。在文藝復興運動三四百年之後，在啟蒙運動兩百年以後，西方世界竟然還需要“美國人道主義協會”這樣的組織，這個組織竟然還一再發布《人道主義宣言（一）（二）》（見美國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義哲學》） 來捍衛人道原則和人性尊嚴，竟然還需要拉蒙特這樣的鬥士來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戰，相比之下，中國究竟需要什麼，本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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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辱與恥辱意識（1）
當我們對人類歷史作客觀主義的描述時，我們只能看見苦難而看不見恥辱。恥辱是心靈的體驗，是以尊嚴為座標軸對生存狀態的價值評價。當我們感受到恥辱時，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壓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對族類和個體生存狀態的理性審思，而最後，總是要歸結為內在精神的緊張和痛苦。
大約在10年之前，我痛切感到恥辱感的折磨，跌入了這種漫長的緊張和痛苦之中。我開始擺脫個人主義的衝動，轉而尋找群體歸依，急切地向知識分子群體尋找文化和精神的認同。我渴望透過這樣的認同和歸依，獲得認識上的溝通和心理支援，渴望最少地擁有“自我”，而最多地擁有知識分子集體“屬性”。
然而，令我驚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領域中，我幾乎找不到有關恥辱和恥辱感的表達。那些出版物致力於衝破思想的禁區，開拓理論的新地，或傾心於情感的宣洩，智慧和機巧的鋪陳。這些著述者們都懂得自己的使命，併為這使命兢兢業業地工作著。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