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傳揚開去，政事堂可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說每年捐一百萬兩銀子給公利醫療，政事堂的宰相還能說國家財政不能擔負？有這一百萬貫，算朝廷不出一文錢，選幾個地方試點也夠了，何況朝廷不至於每年幾百萬兩銀子都擠不出吧？
蕭琰看母親的信中說，“按太醫院之後做出的詳細預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萬貫錢或銀投入，支援在每個州建立一個公利醫館是可行的，而下面的衛生保健站的建立則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這事不是一蹴而的，可以先州級，再縣級，再鄉級；或者反過來，先鄉村，再城市，一步步實施，總有全面推行的時候。關鍵是看，願不願意將國家的錢花在這上面。”
李翊浵道：“對反對這個議案的宰相來說，墨太平的承諾是件糟糕的事，這加大了民眾對議案實施的期望，同時也點燃了民眾的憤怒。”
母親信中後面的內容引發了蕭琰很深的思考。
她說：“貧窮是一種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毀一切，道德、**、秩序；受困於病中的人，當有一線希望時，會不顧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誰敢阻撓他們，憤怒的火星會點燃，最終成為燎原大火。
“寶樹，我們生下來是錦衣玉食，體會不到什麼是貧窮，書上說的飢寒交迫、貧病交加、無錢買藥的絕望，我們能從文字上理解同情，卻終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體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難的。如果發生水災旱災蝗災，朝廷會認真救濟，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現流民，成為王朝不安的隱患；但沒有這些災害時，皇帝和宰相不會去想怎麼讓百姓富裕起來，他們最多考慮的是減少對百姓的壓迫，讓百姓還能吃得起飯，然後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寫的《亡朝史鑑中，提到王朝覆滅之因：一是帝王殘暴無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徵暴斂，勞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諸侯分國列強並立，中央無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晉；四是吏治敗壞，國家頹敗日復一日，最終身染重痾，民亂四起，如兩漢之亡。太宗說，王朝要想統治長遠，不能犯上述這四條。所以，大唐的皇帝們都很重視不能苛捐雜稅，不能亂徵徭役，重視對邊鎮武將的約束，重視吏治整飭，重視對世家權力的平衡，做到了這些，國家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點，愚一點，做順民，這樣更好統治了。
“但這些，都是歷代王朝統治的模式。哪個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後來呢，至多不過兩三百年統治——夏商那不算，國小民少，像大唐的一個道，最多兩個道，統治個四五百年有何驕傲的？周朝不必提，東周是春秋戰國，早不復王朝了。現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這個不扯遠了，若按照這個統治模式，大唐不過兩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單是土地兼併，會走入民變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變掀翻，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於是進入新的王朝，然後又是同樣的輪迴。
“真正的改變是在高宗時代。如果沒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這樣一個輪迴。從高宗起，大唐的國風變了，確切的說，是國家的根本思想變了。高宗說：大唐要做帝國，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狹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國是廣闊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國，君主有君主的責任，臣有臣的責任，民有民的責任，各盡責任，而帝國各保障其利益，帝國才會成為眾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遠航行不傾覆。
“高宗說：大唐帝國必須強大，不僅國家強，君主強，還要大臣強，國民強。只有民強，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強。民和臣都強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強都不行。高宗說，不要寄望於君主的自我修養和賢明，不是叫一聲‘聖人’是聖人了，只有壓力才能逼迫人強大，坐在這個御座上，是至高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