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獲獎的資格毋庸置疑，一如他的白圭之瑕毋庸置疑。怎麼辦呢？只好是有人同意而有人不同意；有人起立，有人就是不肯起立。今晚，不論是表達內心的敬意還是鄙夷，二者都不容易做到，真的，都要拿出幾分勇氣。
卡贊舊案屬政治事件，端坐抗議也是政治表態，這篇稿子起先的題目是“藝術與政治”。但藝術家不事政治，也並不都會遇到政治麻煩，於是改成現在的題目。卡贊長得古怪醜陋，大而無當的鼻子霸佔顏面，鼻樑鼻翼疙疙瘩瘩——這倒與他過往的劣跡無關，也非關良心，那是上帝的事。他的代表作回顧集錦頗有幾段悲壯動人的畫面，誠然大師手筆。這金像獎與受獎典禮是他一生的藝術的報答，抑或是他一時過錯的報應？當他掃視全場，鏡頭也掃視全場時，天可憐見：一位老人，老藝術家，在他畢生最光榮的時刻不得不將自己同時交付給無以逃遁的難堪，眾目睽睽。嗚呼！昔年麥卡錫分子和今晚的來賓都不肯放他一馬。四十七年前他出庭時經歷怎樣的內心掙扎？同此刻相較，孰難，孰易？
所幸我未被傳喚出庭或被邀請參加奧斯卡盛會。居家坐看電視更不必牽動良心。瞧著卡贊老蒼蒼站在聚光燈下斜舉獎座左顧右盼、結結巴巴，我憐憫他。我竟也傳染到難堪的苦味，而臺下的場面又實在令人肅然起敬好生佩服。在沙發上久看電視身子會斜下去，那一刻，我不由得緩緩欠身，直坐起來。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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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藝術與藝術家
畢加索不願回電紐約現代美術館支援“藝術自由”，將電報扔進廢紙簍。事在1946年。但他與吉洛關於這件事的談話還沒完。以下摘自《和畢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頁—214頁：
我提醒他，馬萊伯曾指出，對國家來說，一個詩人的作用還抵不上一個成天玩九拄戲的人。“沒錯，”巴布羅說，“柏拉圖為什麼說詩人應該被驅逐出共和國？就因為任何一個詩人，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是反社會的，並非詩人和藝術家要這樣，實在是他們只能如此，國家從國家角度出發，當然得把他們驅趕出去；而他若是個真正的藝術家，那麼，他不會想要被人認可，這正是藝術家的天性。
“藝術家一旦被認可了，就意味著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透過的，因而只是一頂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錢。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沒法得到承認。人們就是看不到那麼深，那麼遠。說什麼要捍衛文化，要給文化以自由，純屬荒唐。人們只能在一個廣泛的意義上捍衛文化，譬如指繼承文化遺產；而自由表現的權利是要藝術家自己去奪取，而不是由人賜予。它不像某個原則能夠加以確定，而一旦確定後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麼原則的話，那只有一條，即此原則之所以存在乃是為了反對現存秩序。
“俄國人才那麼天真，以為藝術家會適應社會，他們不懂什麼是藝術家。國家對真正的藝術家，對那些真知灼見者能怎樣呢？不能想象俄國會出個蘭波（法國前衛詩人）。連馬雅可夫斯基也自殺了。
“有創見的人與國家是完全對立的。對國家來說只有一個辦法——扼殺那些具有真知灼見的人，如果社會這一觀念是為了支配一個人的思想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必定要毀滅。反之，要是沒有扼殺個人的國家，也就不會有具真知灼見的人：只有在這麼一種時刻，在這麼一種壓力下，才會有具真知灼見的人。
“人只有在越過無數障礙之後，才能稱得上是藝術家，因而對藝術非但不該加以鼓勵，相反應當壓抑藝術。”
1999年3月28日
5。 藝術與自由
摘自《和畢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弗朗索瓦茲·吉洛、卡爾頓·萊克著，周仲安、吳憲、姚燕瑾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