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的出頭鳥產生過報復的怒火。90年代，我曾參加過一個研討會，在會上我對拉姆斯菲爾德提出的一個主張的事實依據大膽地表示質疑，那時他還在一家公司做執行官。他跟在我後面，帶著徹骨的寒意說，“沒人敢質疑我！你知道嗎？！”接著他補充說，“我不會犯錯！”語氣堅定不移。幾小時後，我仍然不寒而慄，瑟瑟發抖。不久後，我知道了他想把我趕出公司的事。
對當權者說真話也許是所有倫理挑戰中最古老的。當然，它是牽扯到個人安危的最讓人害怕的事之一：從最初的人類到相對較近的種族首領，部族長老，國王，暴君，元首，黑社會頭目，典獄長，街霸……都是靠暴力統治的。質疑他們的決定，無疑是拿生命做賭注。在2006年的電影《末代*者》（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中，一個年輕的英國醫生被描繪成一個鼓起勇氣對抗伊迪·阿明（前烏干達總統）的人，在那之前，他一直對阿明的卑鄙行徑視而不見，忠心耿耿而且很“識時務”。和大多數對抗阿明的烏干達人不同，這個蘇格蘭人死裡逃生，但他還是遭到了暴君手下惡棍們的恐怖摧殘。
古已有之的問題
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世紀寫的戲劇《安提戈涅》，很大的一個主題就是講對當權者說真話的危險。沒錯，這部戲劇就是現代俗語“殺死信使”的來源。書的前半部分有一個情節，在克里昂國王的衛兵中，要抽籤選出一位不幸的人，由他來告訴陛下：不僅他的侄女（準兒媳）違反了他頒佈的法令，而且——在國王眼裡這個要更糟糕——百姓團結起來支援她。（抽籤）輸了的衛兵連呼吸都困難了，他知道“沒人喜歡帶來壞訊息的人。”克里昂最初懷疑衛兵這麼說是因為有二心，之後在展示了一番令人害怕的傲慢和狂妄後，他十分不情願的宣佈，因為他是國王，上帝很明顯是站在他一邊的。
這部戲劇的美國讀者不由自主的會想到理查德·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水門辯護，“同樣的事，如果總統在做，那就是合法的。”克里昂不願意聽安提戈涅解釋她為什麼違反法令——畢竟她是一個女人，在那個男權社會，她的話很容易被輕視——同樣，克里昂也拒絕聆聽大眾的聲音，他認為那是軟弱的標誌，繼而還會成為對他權利的威脅。最終，克里昂的兒子海蒙告訴父親，“你的存在讓普通人不敢說出那些你不愛聽的話。”但是，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說的真話，這位國王都無法容忍。他頑固的拒絕任何人的建議，最終，讓家族慘遭滅頂之災，毀了自己，害了國家。
在《安提戈涅》中，國王和信使都面對著道德的艱難抉擇：如果衛兵對當權者說真話，他可能會因此喪命。而正如國王看到的，他要麼就得處置兒子的未婚妻，要麼就必須犧牲自己的統治權威。索福克勒斯暗指，後一種選擇更加為難，而且從道德上來說更為重要。他借信使之口說出了這個戲劇的一個教訓：“拒絕善意的勸告是一種犯罪。”一個盲人先知說出了與之相關的寓意：“頑固和愚蠢是雙生兒。”
可惜啊，在接下來的2500年裡，還是充滿了當權者頑固拒絕善意建議的悲慘例子。事實上，對當權者說實話所牽涉的道德問題和肉體危險在今天的現代歷史劇中，仍然是一個主要主題。
艾略特的《大教堂謀殺案》講的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湯瑪斯，他將自己對教會的忠誠置於國王之上的時候，便死在了亨利二世的追隨者手上。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加利萊》，是一部改編的戲劇，它描述了羅馬教堂試圖強行將偉大的天文學家關於太陽系日心說的科學證據掩蓋的各種方式。約翰·奧斯本的《盧瑟》描述的是在羅馬宗教改革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