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以後，是否還有各黨各派問題，在民國十六年以後不久，我早就問過胡漢民先生，胡先生答：“依總理遺教所言，不應有各黨各派。”我又問吳稚暉先生，則答：“此問題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暫不能作答。”問蔣先生，則答：“此問題極好，惟在未提出此問題之前，實從未想過。不過，以我想法，中國國情不同，不應取人家###的辦法，頂好將來要各黨各派共同負起建國的責任。”我覺得蔣先生的看法，胸襟遠大，於國家有利，故從那時就死心踏地為他服務。
在國民黨諸領袖之中，陳布雷決意擇定“蔣先生”了。但是否從政尚在猶豫之中。中國知識分子與君主的關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介乎於師友之間的個人私交，另一種是君臣相對的行政隸屬。陳布雷實在太留戀報人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涯，深知自己的個性也不適合入朝做臣，甚至連形象也不甚匹配，自感“像我這樣一個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擺在禮堂上也不太像樣子”。他遂向蔣表示：機關重職，非己所能勝任，只願跟隨先生左右，充任先生的私人秘書。他頗欲避免為臣的那種拘束地位，只想以個人的身份從旁協助“蔣先生”，報答“明君”的知遇之恩。正如其夫人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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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道”與“勢”之間的人生掙扎（3）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素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攜眷，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
然而，一旦他入了此道，便身不由己了。《時事新報》主筆、中央黨部書記長、浙江省教育廳長、###次長、###副部長……陳布雷與蔣的關係愈貼愈近，愈來愈具有“臣”的性質，直到1934年出任“蔣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遂從此數十年如一日，朝夕不離蔣介石之左右，成為蔣氏須臾不可缺少的“文膽”。
從獨立的報人到君主的寵臣，引導陳布雷由此及彼蛻變的乃是“弘道”的宿願。既然在中國“道”的弘揚只能寄情於“勢”，那麼無論陳布雷個人如何推卻，最終乃逃脫不了從政的宿命。
從“道”乎？從“勢”乎？
一個知識分子，當他入政之後，面臨的是一個從“道”還是從“勢”的兩難困境。
這一困境發源於知識分子與君主之間的微妙關係：從道統這方面來說，知識分子負有指導君主明“道”、行“道”的使命，他們的關係是師徒；從政統那方面來說，君主享有指揮整個官僚行政機器的至上權力，他們的關係又是君臣。師徒關係與君臣關係，這是兩種差異頗深的社會規範，知識分子在前者發揮的是價值功能，理當“道”尊於“勢”，以“道”馭“勢”；在後者發揮的是工具功能，自然“勢”尊於“道”，“道”服從“勢”。顯然，這兩種角色規範在性質上相去甚遠，“道”與“勢”的關係也截然相反。但作為從政者來說，偏偏須一身兼二任焉，這就難於迴避從“道”還是從“勢”的嚴峻抉擇。
在這一問題上，儒法兩家理論上的回答是不同的。儒家認定的原則是“從道不從君”。孟子反覆強調臣事君必須以道義為基礎，不能以順為上，一味順從只是“妾婦之道”。他認為，為臣者須有不向權勢低頭的浩然正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與此相反，法家主張的是“勢”高於“道”，甚至“勢”本身就是“道”。韓非認為，為臣的唯一使命就是貫徹君主頒佈的法令，不得越雷池一步：“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這等於說，違法固須懲罰，法之外立功亦應懲罰，因為表現為法的君主個人意